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pdf

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与中国道路的同频共振中不断走向深入２０１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７０岁华诞，面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奋进步伐，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尤其感到欢欣鼓舞、与有荣焉。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一直以来所贯彻的“初心”，就是为中国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服务，并在实际工作中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和积极的社会效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项学术工作是新中国７０年奋斗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为前者提供着无比广阔的生长沃土，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的反思关照。以２０１９年举办的第十四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为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正是在服务中国发展的一贯“初心”引领之下，旗帜鲜明地确定了本次大会的主题———“２１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次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为具体抓手，为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的历史性节点献上了一份学术的厚礼，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郝立新教授在此次大会上的致辞所指出的那样，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带领和组织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学术风景”和“学术见证”，学会凝聚力强，学术水平高，研究视野广。郝立新教授认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０１为，较以往研究相比，本次年会反映出了主体性研究加强、批判性思考进一步凸显和研究视野领域持续扩大的有益态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相互共振、相互促进。仔细考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历程中所蕴含的内在发展理路，可以发现这一评价是非常正确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切实保持着同频共振，并且这种力度仍在不断地增进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初，②从９０年代初至２１世纪初，③从２１世纪初至现在。在第一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为帮助我们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僵化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在第二阶段，它为我们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借鉴，为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趋势、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在第三阶段，它为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一直是将这项研究视为从属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考性资源而开展研究和吸收借鉴的。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主导下的旧有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结合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状，我们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资源性意义，通过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批判和有效利用来助力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又特别要注意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历史角色和使命，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凸显中国在２１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构建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引领推动作用，在中国道路的时代强音基调上奏响更华美的理论乐章。具体到２０１９年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内容，这种同频共振效应尤其具有显著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当下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任务，就是扎根于中国现实，深切把握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动态，开展一种以全人类福祉为指向的切实有效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包括许多学者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之批判及替代性方案之构想为参考，结合着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特００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别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蓝图方略和治理实效，围绕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重要环节的开创２１世纪人类新文明样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话题，作出了富有价值的讨论。学者们比较普遍地认为，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说，在马克思就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之转变，以及相应的历史及文明之转变而作出的精准论述中，根本上彰显的也就是以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为手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路线；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之现实批判与现实反抗在西方世界普遍遭遇重重阻力的当下时代，拥有诸多成功经验的中国方案显然能够在走出全球现代性困境、矫正现有文明缺陷、开创新文明类型等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课题上，提供不可或缺的视角和资源。从上述总立场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导向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以对构建新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极富价值的中国经验来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当下及未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层面，有研究者从哲学世界观的理论话语建构高度指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价值和重大贡献，分析了其对我国哲学学科发展所产生的长期深远影响。中国哲学界的当代发展，可以包括哲学论域的转变、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形成、批判性哲学思维方式的塑造和新兴哲学论题的不断拓展等，这些变化固然首先是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社会基础的规定性，需要遵循中国理论自身论域转移和范式跃迁的内在理路，但也绝不能忽视因为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元素的接触与交流而从中受到的影响。许多研究对象，不论是人物、流派还是问题，都是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被引入进来的，从而带动了国内相应的思想发展，真正深入到对象的话语和逻辑之中，进行辩证的对话。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再停留于以哲学基本问题的框架梳理和判定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而是作出更多精致细微的阐释，揭示思想自身的特定逻辑和具体内涵。随着哲学学科论域的根本性变化，一个丰富多彩的哲学世界迅速地呈现，新的哲学领域诸如语言哲学、存在哲学、历史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成为学科的增长点。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个别论断可能会不准确、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马克思的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０３现象，但我们应该是在充分肯定其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去克服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① 在实践层面，我们则从不同方面抓住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现当代资本主义实际所开展的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侧重于揭示现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与困境，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主力，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相应地，我们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关注和吸收的重点也在于现代性批判，这一切入路径有益于我们把握现代性，特别是看待、分析和批判现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另一条更加合理的现代化进路。具体说来可以包括：①对新自由主义的再批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审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蔓延３０年来的灾难后果；② 结合生态危机进行资本逻辑批判，特别是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结合起来，看到经济危机同生态危机都是“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其自身的因素”，“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③ 对消费社会之政治控制功能的揭露与批判，从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转向对消费社会的政治哲学分析，即上升到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的社会普遍化的哲学批判；④ 开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 “空间资本化”批判，对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占有获利的过程进行分析，寻找资本主义能够在周期性危机中自我更新的原因并辨明其历史极限所在；⑤ 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直接批判，直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进行时代的召唤；⑥ 展开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概括新帝国主义之“新”，甚至由以划分出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指明其中的矛盾危机样态。②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学界也能够在中国道路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性事业当中同频共振、与时偕行，致力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帮助解决中国问题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服务，并进而为归纳总结中国道路和智慧，帮助人类解决 ① 参见罗骞：《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学科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② 参见陈学明：《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趋向述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００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世界性难题和发展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服务。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尤其要凸显一种“历史方位感”，即从根本上正确感知对西方的 “追随”与“领先”两种方位的历史性转换。在研究工作中，要正确感知国外新人物、新著作、新思想的内涵实质，避免单纯陷入盲目寻找、囫囵吞噬、以新为尊的误区。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把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正确地把握为由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中产生的不同思想流派的集合体，从它们由以出发的具体现代化进程和问题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批判。同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如何理解、评价现实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确实也存在不少理论偏见，但只要我们把它们放到中国语境中，看看它们能否有效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结论自然可以水落石出。特别是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方位转换，当中国在历史方位上已经从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追随者”，一跃成为它们的 “并跑者”，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格局也将实现重组。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建构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全新的平等对话关系，中国要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① 二、对世界各国和地区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追踪当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热点持续保持着追踪态势，始终着眼于中国现实及全球资本主义最新情势，从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过程和相应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社会主义的评价中，我们吸取了许多具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活力和意味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经验。２０１９年度国内学界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重新反思阿尔都塞的理论事业及其遗产，二是深入把握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左翼理论的主流动向。在第一个层次上，国内不少学者均依托新近问世的一二手材料和相关中译本，如《政治与历史》和《论再生产》，就阿尔 ① 参见张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７０年：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０５都塞与同时代哲学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之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斯宾诺莎要素与马基雅维利要素，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思想与情势思想间的内在张力等重要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说明与剖析。《论再生产》中文版译者吴子枫针对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研究认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最大贡献，是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通过对法和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而提出了一套国家理论，从而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一个空白。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不仅是关于国家的性质、构成、运行机制和功能的理论，也是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的理论，同时还是关于革命的工人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从而也就是关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和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① 第二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视为对上述第一层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的拓展，以巴迪欧、朗西埃等阿尔都塞的后学为主要焦点，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在全新且复杂的当前现实情境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看似逐渐淡出左翼理论舞台中心的阿尔都塞思想，依旧凭借其精准有力的理论分析，对诊断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关结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许多学者继续紧追当前法国左翼知识界的最新动态，致力于由此勾勒出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复杂理论版图，并在此过程中彰显梅洛庞蒂、福柯、德勒兹等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对话的知识分子在辩证法、社会权力与政治斗争等问题之思考上的启示性；另一方面，我们则是注重以他者为镜，通过审视当下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之复杂情势的分析与反思，从中挖掘出空间治理、注重民主与革命等资源，进行批判性的吸收，思考世界范围内的可能出路问题。在对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和学派发展问题研究是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内学界的整体研究趋势开始从单个人物研究拓展到对议题本身的探究与对学派整体的宏观研判，２０１９年度的研究动态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从议题方面来看，主要分析了阿多诺生存论的存在论批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程序主义民主理论、弗斯特的跨国正义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现象，等等。其中，由霍耐特的高足哈 ① 参见吴子枫：《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９年第５期。００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尔特穆特·罗萨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问题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从整体的研判角度来看，有对批判理论发展的方法论、理论旨趣和发展路径的研判，例如批判理论与内在批判方法的关系问题，批判理论中的本真性研究路径，辩护的正义是否能作为批判理论新的规范性基础，等等。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尤其是霍耐特于２０１８年卸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批判理论应何去何从的问题。除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持续高度关注，２０１９年度也有一些学者或尝试利用其他思想资源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如借助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重解异化现象；或挖掘其他理论家对马克思的不同解读，如挖掘德国的“马克思新阅读”运动在重解《资本论》和马克思国家理论方面的贡献。２０１９年正值哈贝马斯诞辰９０周年，国内学者纷纷发文开展纪念和阐发。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这ｕｓｔｉｆｉ  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① 他从程序主义进路对政治规范证成（ｊｃａｔｉｏｎ），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② 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③ 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① 有研究者认为，“共同体”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  ｔｉｏｎ）的关键，它包括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共同体、公共领域中的语言共同体、现代国家中的法律共同体三个基本层面，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法律必须同时确保共同体行为在事实层面的合法律性（Ｌｅｇａｌｉｔ  ｔ，确保共同体成员对规范的遵守）和在规范层面的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ｔ  ｔ，即规范得到共同体成员的承认）。② 哈贝马斯在试图恢复黑格尔理性因素的过程中以重建“理性”、达成“共识”的方式建立起交往理性与商谈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传统的协调与中和，舒缓了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危机。③ ① 参见李佃来：《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东岳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② 参见杨礼银：《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体的三个基本层面》，《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③ 参见韩秋红：《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困境及批判———以卢卡奇和哈贝马斯为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０７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学界当中，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具体议题存在复杂多样的解读路向，这一点相较于我国学界较早接触和研究比较深入的德法等欧陆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几大学派路向较为清晰的景象有０１９年度当中学界关注的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所论争的具体议所不同。２１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理解的“单线论”与“多线题包括：①２论”的争论，即马克思是否持有非西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发展的观点；②英美等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马克思的正义观的系列争论，如对伍德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的支持与反驳；③ 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与历史之争；④ 激进左翼对政治本体论的新解及其民主策略问题；⑤ 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问题，等等。针对这些争论，国内学者不仅作出详细的梳理，还结合对马克思文本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此外，英美国家的《资本论》研究现状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问题的深入分析、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论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批判性分析。可以说，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开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域、新问题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借鉴。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内学者的考察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①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苏联模式的讨论与反思，② 这些学者对本国及地区当下诸多特定社会问题的理论剖析，③ 他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局势的批判与相应构想的替代性方案。在第一个方面，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之所以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反思提供了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革命原则与革命战略之动态关系，以及后革命阶段社会建设等紧要问题的契机。在第二个方面，通过考察他们对于俄罗斯及东欧的工人阶级分化、工会式微、移民困境等现实问题的讨论，国内研究者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后苏联时代的该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并由此更具体有效地洞悉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机制。这一总体上的立意也体现在第三个方面的观察中，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全球资本主义之批００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判和替代方案的寻求中，可以归纳出在２１世纪构想及推进社会主义模式的切实路径，尤其是能够强化对于如何以异质于新自由主义之方式落实社会性自由的思考。当代俄罗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 为思想共识，在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展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主张，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向与思想格局：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方法，深入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经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力量博弈与矛盾转化，展开对俄罗斯国家转轨后“边缘资本主义”困境的批判性分析；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民族国家历史道路相结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为２１世纪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① 俄罗斯学者在意识形态与思想方法等方面批判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通过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回归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的、系统的方法论，揭示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内在限度，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方法与策略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俄罗斯学界的时代性主题，深深切入当今资本逻辑全球化的发展困境与经济现实，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与俄罗斯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内在勾连起来。② 除了上述对于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具有较长研究历史积累的领域，２０１９年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状况的研究也有所深入。有研究者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发展，归纳出了其大致经历的四个阶段：①初期传播并形成了非洲社会主义思潮；② 逐渐成为流行的思潮并得到各国较多的关注，积极探讨了当代帝国主义、政治与法律，科学与技术，发达与不发达，非洲与世界，妇女问题，种族、人种与民族问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等问题；③ 遭遇挫折和衰落，新自由主义兴起并主导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④ 社会主义作为非洲发 ① 参见户晓坤：《２１世纪俄罗斯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② 参见户晓坤：《“新政治经济学”与替代性抉择：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５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０９展的替代方案重新受到关注。非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为我们留下一些宝贵的经验：在非洲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忽视其独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运动必须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非洲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客观公正地认识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造性发展，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必将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的启示作用。① 同时，在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拉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０１９年度有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到对拉美左翼所进行的关注和研究基础上，２的发展道路层次上的理论话语。自２０世纪末开始，拉美地区的十几个进步左翼政党先后上台执政，为探索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替代方案提供了现实政治条件，关于这方面政治实践层次上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此前国内已经较多涌现，而这种政治实践也使得一种拉美版本的发展道路设计即“超越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砥砺中逐步发展完善。超越发展理论对主流发展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批判，超越发展论者在具体看法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质疑“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认为必须寻求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替代性方案，亦即探求各种形式的“发展的替代方案”（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ｄｅ 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而非各种 “替代性发展方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所谓 “替代性发展方案”，是指对原先的发展进行矫正、修复或完善，但仍然延续着过去所接受的发展理念———比如无限增长或占用自然资源———只是为了推进这一进程，而试图选择更好一些的方法。而“发展的替代方案”则旨在构建一种新的概念框架，这种新概念框架不是基于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是试图探索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发展所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遵循这一超越发展理论，拉美左翼提出了基于“美好生活”价值理念的未来社会构想 ① 参见林子赛、赖晓彪：《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发展历程、经验和教训》，《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９年第６期。０１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与过渡战略，并对现实存在的具有变革潜能的实践举措进行了考察。他们注重合理引导正在实施中的社会转型实践，十分重视对诸如团结经济、新生活计划、生态农业生产等当代的替代方案的考察，也注重从传统智慧中汲取ｎｋ′ ａ，每个人都要从事的社区劳动）营养，比如源自土著社区中的“明卡”（ｍｉｙｎｉ，互惠互助性的劳动）等组织形式受到了关注。① 和“艾尼”（ａ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的研究正如我们之前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国内学界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非常注重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两个特质：一曰“新”，二曰“大”，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作出新的批判，把握住资本主义的大趋势和命运。② 国外马克２１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思主义长期以来的生发与兴盛，都是与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抓住资本主义“新”和“大”层面的问题分不开的，相应地，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追踪研究，也更应当敏锐关注他们在这些层面上的有益成果。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对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后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最新消极表现展开了全方位批判，形成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新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现代性理论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批判。与此同时，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呈现新特点：在传统理路梳理基础上提升了主题聚焦度、在新型交融式建构基础上开拓了问题讨论域。秉承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提供理论借鉴、话语支持、思想支撑的学术使命，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紧跟时代步伐，更加注重针对性与全局性、点位性与系统性、逻辑性与现实性、问题性与学理性的结合，呈现新动向、新特质、新前景。③ 可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资本主 ① 参见刘琦：《拉丁美洲的超越发展理论：一种绿色左翼话语》，《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②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７页。 ③ 参见韩秋红、孙颖：《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动态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１１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变化态势的理论回应，对于我们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问题，包括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统治有研究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凸显这一根本线索来统筹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大”和“新”的批判特质，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空间生产、世界体系和生命政治等传统的和新生的批判论题都是在生产关系再生产这一根本向度下展开的。就意识形态而言，意识形态本身表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在这一领域的扩展，即表明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来建构其生产关系，这一维度已经越出劳动过程，从而在劳动之外维系并扩展其生产关系。就空间理论而言，“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论断本身表明了当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建构，而这一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维系自身活力的重要维度，空间政治学批判便是要瞄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方向。就世界体系论而言，今天具有中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机制与结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推断资产阶级总会以自己的面貌来重塑整个世界的具体落实。所以通过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路的审视，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透视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资本主义不仅在广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走向全球，而且在深度上以各种方式深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的不同进路，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新和发展，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解剖就永不停止，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基本态度的。① 马克思主义在对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线索进行把握的基础上，建构了“阶级”这一介入现实历史运动的中介性范畴，国外马克思主义围绕“阶级”理论 ① 参见雷禹、蓝江：《当代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国外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晋阳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０１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也展开过诸多讨论，对“阶级”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把握资本主义 “大”和 “新”的一大要义。有研究者在理论层面审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论、权力决定论、意识决定论的“阶级”概念甚或阶级的复合概念，以及其对于“中间阶层”“诸众”和“新阶级”等概念的呈现，从区分“阶级”本质抽象层次和现象具体层次来对这个论题加以把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性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阶级”理论的必要性与不足之处。本质抽象层次考察的是“阶级是什么”的问题，阶级的本质规定是由经济一元决定的，即阶级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人格化。现象具体层次考察的则是“什么形成阶级”的问题，阶级的现实具体规定是经济、政府、法律、暴力、意识等因素共同形塑着的，阶级是一种结构性存在。① 在具体实践层面，有研究者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爆发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为例，考察了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所提出的阶级与阶级对抗消失、多元利益主体代替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缺失危机等论断的部分合理因素和重大缺陷。一方面，“黄背心”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确实展示出了与传统工人运动极为不同的、“阶级模糊”的群体性特征，是不同阶级因为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意志趋同并由此产生的联合行动，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本质，新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对人类解放的进步事业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黄背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抗争，是贫富差距持续分化的结果，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深层根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均、社会结构必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的揭示，《共产党宣言》关于“两大阶级”的结构叙事正是这种两极分化的具体表现。而在“黄背心”运动中，基于“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 的共同认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已经走到了一起，两者趋同意识表露无遗，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仍然需要落实到对工人 ① 参见莫小丽：《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多维度辨析》，《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１３阶级主体的“重塑”上来。① 在上层建筑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具体实现和维持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对于其中的微观机制，具有非常精妙的分析和揭露，从这一角度的创新变化看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在各种社会危机之中立于不败之地，逐渐将统治的触角伸向了微观层面，以不在场的形式发挥着自身的统治功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是一个从物质生产到思想制度再到内心世界的过程。资本主义微观统治借助实体化的统治方式和内容，包括物化、文化工业、科学技术、社会心理和消费五个方面，把自身的价值理念和观念传递给人们。资本主义统治的这种“文化化”，通过将由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哲学理论等组成的各种统治制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使之成为普通大众的日常观念、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使得大众自觉认同这种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的强力思想灌输。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揭露，既警示了我们既要防范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大众传媒对我国进行微观统治的渗透，又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创新我国意识形态的宣传，注重大众传媒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警惕资本主义微观统治的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微观方式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接受和信仰社会主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发展，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人们易于接受的形式传播，要注重在日常生活领域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用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② （二）“数字资本主义” ２０１９年度国内学界在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资本主义批判工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大理论推进，是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入 ① 参见张南燕：《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视角下的“黄背心”运动———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若干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② 参见杨乐强、高宁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微观统治思想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３期。０１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反思。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之类资本主义新样态的到来，“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概念不再是一些炫酷的新名词，而是已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它们究竟对人类的存在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会产生哪些影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观念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这类问题，近年来国外已有不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前瞻性地思考与尝试回答了，特别是他们开始注重对“数字资本主义”等所造成的 “新异化”现象的剖析。相应地，中国学界也紧密追踪着谈论这些新问题的左翼学者，如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等，他们对当代人的存在方式、当代资本主义“新异化”方式的研究的相关观点引发了人们热烈的讨论。这些学者当中有的从消极方面论述了数字取代传统的交往主体所造成的新异化现象，也有学者从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展望了未来新社会的可能性。而中国学者们对这些国外论者的关注和援引，对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并非仅出于思辨的兴趣，更是因为对现实的关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活数字化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现实，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生活数字化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南京大学蓝江、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和清华大学夏莹等学者在此方面的工作尤其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概括而言，在上述学者看来，倘若由福柯所创制、阿甘本等人所推进的围绕生命政治问题展开的批判工作要在当下社会的特定情势中真正发挥效力，一个必要的步骤是要认清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形态的重要变化，尤其是由此种形态所规制的生活方式作用于社会个体的具体机制。正是在此框架内，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身体规训、交往异化、空间治理、节奏加速等重要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经由与海外学界相关领域的重要学者如斯蒂格勒等人直接或间接地共议乃至交锋，国内研究者在上述问题上的思考也不断得到细化与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之主导性意识形态更应当被把握为科技意识形态还是数字资本与数据资本之关联和差异，以及如何有效地与数字资本主义形态展开多层次的主导权斗争等开放性问题的持续回应与辨析。总而言之，以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形态为聚焦，国内学者积极介入对资本主义的系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１５统讨论和批判之中，并且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切把握和批判当中提供了关于人类合理生存样态的审视。蓝江认为，今天我们在使用各种数字设备和网络的时候，已经不再单一地依赖于身体与世界、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往，而是多了一种虚体的途径。 “虚体”是相对于身体而提出的概念，虚体的存在是通过计算机算法生产出来的数据包。在面向对象的编程中，每一个对象都通过符号语言来创立一个包含了状态、行为、标识的集合，于是在赛博空间或互联网中存在的个体并不是身体，而是由数据和算法组成集合的对象，我们并不是以身体参与到网络空间当中，而是通过一个数字化的中介得以作为这个空间的存在物而在其中存在，如果不创建一个虚体化的身份，我们便无法在赛博空间中发生任何行为和关系。因此在今天，身体的直接交流已经让位于通过数字化编码的虚体的中介进行的交流，作为身体的影子的虚体正在逐渐凌驾于身体之上，成为控制和支配身体的力量。而对虚体的控制，本身又依赖于一个更大的数字化网络的力量，网络世界中的特殊数字对象的存在已经让非实体的数字对象成为可能，这样的对象作为同等的虚体与有着身体对应物的虚体发生着交往和互动。算法规则成为虚体与虚体之间交往的最大规则，一切事物都成为算法和大数据结构下的对象，这就构成了数字异化的异化新阶段、新形态，而我们的身体成为这种新的抽象统治之下的奴隶。① 在对数字生存方式和数字异化的一般揭示的基础上，我们也就能够得出对当代资本主义存在样态的“数字帝国主义”分析。蓝江通过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凸显了他们所提出的资本积累从形式从属过渡到实质从属这一论点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意义。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形式从属就是资本主义的饕餮不断蚕食外部的过程，实质从属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从事生产的主体的改造，让主体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节奏和周期来运转，人成为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饕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操纵下的“牵线木偶”。随着互联网技术进入平台时代，随着智能手机和相关应用的普及，大资本和普通诸众之间的区别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 ① 参见蓝江：《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３期。０１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的兴起，它通过各种平台和软件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总体而言，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不是人的解放，也不是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的缩小，相反，资本对人的奴役、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盘剥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被强化。① （三）“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作为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新自由主义开展批判的范式，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号扩展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面临严在２０峻困局的新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２０１９年度尤其获得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生命政治”范畴源于晚期福柯的思想遗产，它基于对新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维度的把握，探讨了国家治理技术、政治解放两大核心议题。福柯１９７４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讲授课程时发现一部分医生参与到帮助军政府设计酷刑的工作中，在之后的讲座中他开始使用“生命政治”这个概念，是用以对当代西方社会治理技术进行揭示。福柯认为当时所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绝非天然的人类社会秩序，而是“生命政治”的权力管控，其现实基础不在于抽象个体性，而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身体与生命活动。２１世纪以来，治理技术的普遍化成为全球国家政治的新趋向，这是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对此，哈特、奈格里与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分别从资本生产、国家主权政治的不同角度，考察生命权力在当代政治领域的具体展开。这些讨论超出了主流政治学以契约与法权为前提理解政治的基本框架，揭示了西方国家权力运转的真实状态是国家治理技术，本质是指向生命的统治模式。在此视域下，国家治理技术对生命的管理才是权力的源泉。 “生命政治”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在全球生命政治生产图景下对政治解放的探索，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不过他们在现实关注和解放路 ① 参见蓝江、王欢：《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求是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１７径上否定阶级主体与政党路径，例如奈格里把对抗生命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生命权力无法化约的“奇异性”主体的身上，阿甘本则是寄希望于主体失效状态下的“剩余之民”。① 再进一步细分，“生命政治”理论又可以在两个路向上进行把握，以福柯、阿甘本为代表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侧重于揭示现代社会中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统治；以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反抗性生命政治话语则侧重于揭示生产反抗性主体的可能性，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则是生产逻辑与打破异化、生产新主体的可能性。② 在阿甘本的语境中，主权者通过悬置法律，制造出一个无“法”的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任何人都是不被法律保护的“神圣人”。正是因为例外状态根植于西方的政治历史之中，才会导致２０世纪现代民主政治爆发了极权主义和集中营这种例外状态和生命政治的典范。但是阿甘本强调，集中营并没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逝，而是以看不见的形式散落在当代社会，他揭示了集中营和例外状态的内在匹配性，即政治系统不再对既定的空间和具体的失去进行规定，而是进入一种错位的场所中，这个错位的场所超出了政治规范本身，每一种事物都被其纳入自己的场所中，集中营也属于这一错位的场所。而在新的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阿甘本认为，这种错位在不断地扩大和加剧，在城市中会出现各种新的集中营，也会将生命刻写在新的更疯狂的界槛中———存在在看不见的集中营中的赤裸生命，就是人民。阿甘本认为，全球人民之间的互相倾轧的内战、建立在“神圣人”之上的内战，内在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中根本性的生命政治的撕裂，而他所给出的救赎希望，只是寄托于一种语言学的哲学理论，以及本雅明提出的纯粹的暴力和弥赛亚王国。③ 或许正因为阿甘本路向的这种消极性，另一个路向上的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获得了国内学界相对更多的挖掘。面对生命政治统治所具体表现为的资本帝国全球化权力，哈特和奈格里的思路是从新的革命主 ① 参见闫培宇：《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谱系———问题域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② 参见董键铭：《资本逻辑、生产逻辑与两种生命政治话语》，《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③ 参见朱丽卉：《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研究》，《世界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０１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体———诸众———当中找到翻转生命权力的可能性，将生命政治重构为全面的解放。①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从物质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生产的内容转变为共有性生命形式，生产的时空扩展到整个社会。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特别是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内容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亲和性，生命政治生产的新的社会关系就是共产主义，从而将生命政治生产与共产主义发展勾连起来，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管控直接指向了对共产主义因素的剥削和管控。在此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不断彰显和培育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就要假设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一个断裂，在这一断裂中，将对生命政治剥削和管控引发的诸众的反抗发展为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即从资本控制中分离，构建一个共有性积累与制造诸众的循环，从而向一个基于人的自我管理的共有体即共产主义过渡。② 反过来说，生命政治路向本身也给了哈特和奈格里以重新激活其“帝国”理论生命力的重要通路。近年来“帝国”理论可以说是遭遇了现实问题的冲击，次贷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与全球扩张面临着挑战与冲突，哈特和奈格里原先基于资本统治高歌猛进势头的“帝国”式世界主权的建构分崩离析。这一问题深刻影响了哈特和奈格里的整个理论规划，正是由于帝国逻辑无法充分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运动，无法提出超越资本逻辑的政治解放路径，这直接造成了哈特和奈格里思想的转向，走向了基于大众智能的解放的“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产时空的转变使得生命权力通过非物质劳动渗透并塑造了资本逻辑中的“生命政治学”，这是他们对后福特制生产作出的最终判断。在后福特制时代，权力的主要形式体现为治理技术，它是非强制的、知识性的、全面渗透的、经济性质的权力。在此形式下，权力以渗透的、隐匿的方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因而权力产生的时空转移到工厂以外。资本对身体的控制从工厂中的、有中心的权力模式过渡为生活时空中的、去中心的、流动的权力模式。在后福特制中存在着以 ① 参见张一兵：《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存在论———奈格里、哈特的〈帝国〉解读》，《河北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② 参见马云志、张同兵：《范式的革新与伦理性革命———哈特和奈格里生命政治逻辑的布展》，《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１９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为中介的自动化生产，这使得生活时空的生产主导了生产时空的生产，从而形成了“生命政治劳动”。在后福特制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生命政治劳动的产生意味着新的“生命政治学”的建构，它使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解放得以可能。① 而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转向也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带动了国内学界对于生命政治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联系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生命政治”从其根基处即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接榫关系，以生命政治的维度管窥当代资本权力问题，符合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深入关切的理论本质，在资本权力批判问题域中重启生命政治，符合当代西方左翼突破生命政治界限的理论要求，两种视域的结合不仅拓宽了当代生命政治的内涵逻辑，也对于找到资本权力批判的“阿喀琉斯之踵”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透过劳动力商品化击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表象，在社会关系物象化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权力作为“生命权力”的规训本质，即以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等隐秘手段，将劳动者的经济共同性私有化，造成对雇佣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夺。通过结构化社会生活的可能前提，资本权力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使劳动力处在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例外状态”，形成资本对政治的合法僭越。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维度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双重意义上揭示了斗争的必要性，在新时期重塑了危机与解放的内在关联。通过对资本权力运行结构的内在批判，马克思以人的实践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力量瓦解了资本权力的形而上的根基，重塑了被遮蔽的阶级逻辑，并指向了一种建构真正共同性的理论构想。② 反过来说，在当今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数字化，通过对数字时代理论背景下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价值”“生产劳动”“租金”概念的重新分析，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来对“生命政治”加以评估得以成立，也就使得“在数字环境中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恰当”的问题自然获得解答。从哈特和奈 ① 参见闫培宇：《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学”理论规划转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② 参见王雪：《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维度》，《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０２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格里关于资本与生命政治相关概念的阐释，可以看出生命政治的生产具有主体性，又生产主体性，在生命政治的经济生产中，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也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在由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所组成的共同体当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共同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资源或工具。在哈特和奈格里带有浓烈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当中，在情感劳动的催化下，在非物质生产中，原先马克思时代的工厂的时间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已经过时，然而新时期的核心方面是在非物质生产中生命时间与劳动时间的重叠，这使得生活与生产无法区分，劳动与价值也成为生命政治的一部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劳动仍然是价值的源泉，非物质劳动与共同体也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之一。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之下，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依然在承受着新一轮的剥削。① （四）“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是新近获得具有思想史意义创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批ｅ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与斯尔尼塞克（ＮｉｃｋＳｒ  判路向之一，自２０１３年以威廉姆斯（Ａｌｎｉｃｅｋ）合作的《加速主义宣言》在法律批判思想（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网站上发表，加速主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相关论者提出了以实现全面自动化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而在中外交流传播便捷的今天，加速主义几乎是同时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加速主义宣言》作者之一斯尔尼塞克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的数字经济学讲师，是一位“８５后”年轻人），国内外诸多学者从不同视野出发对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社会“加速”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具有鲜明的同频共振色彩。到了２０１９年，围绕“加速主义”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研究的视野也具有了多维性，《山东社会科学》更是在２０１９年度专门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的理论研讨。根据学者考证，“加速主义”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罗杰 · 泽拉兹尼ｇｅｒＺｅｌａｚｎｙ）１９６７年的科幻小说《光明之王》（ＬｏｒｄｏｆＬｉｇｈｔ）。当然，小说（Ｒｏ ① 参见王欢：《资本与生命政治关系初探———从对哈特、奈格里相关概念的解析说起》，《晋阳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２１文本中创造出了“加速主义”一词直到《加速主义宣言》发表才获得了理论的和批判的内涵。《加速主义宣言》明晰了“加速主义”的定义、加速主义言说的对象，或者说加速主义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加速主义研究的特点。还有学者对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勾画。有研究者认为，按照历史发展的维度，可以把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生成分为四个历史时期：① １９世纪中晚期至２０世纪初，加速主义思想的萌生阶段；②２０世纪初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的专门概念的出现作为标志，加速主义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至２０世纪末，以加速社会学、时间社会学、空间地理学、德勒兹和瓜塔里思想作为滋养左翼加速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由此加速主义开始处于获得学术地位的阶段；④２１世纪初至今，加速主义处于成为具有体系的学说的阶段，在该阶段有了一批专门的学者针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加速进行了系统、猛烈的抨击。① 研究者依据《加速主义宣言》，对成熟意义上加速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基本界说：①加速主义形成于新自由主义为规训劳动力所规定的意识形态内； ②加速主义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外在反对力量，而是从内生文化角度深刻地反思；③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资本加速本身，而不在历史意义上询问这些增殖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诉求；④ 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是资本增殖的某种自然性，而不是一些劳动者的生命速度的自然权利。劳动者具有独特的自然性，而这种自然的生命速度是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认为的加速主义与以往理论界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①“速度”的概念作为资本的要素出现，对于政治行为来说是陌生的，现在恰恰与政治结合在一起；②左翼加速主义思想所关注的是在社会速度中，在一个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系列现象；③ 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建构了一种有别于描述现代性状况的革命性新理路。② 加速主义首先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压迫性质和形式的揭露。根据 ① 参见刘秦民、马希：《当今国外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研究》，《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② 参见马希、刘秦民：《生产“加速”：马克思与左翼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关涉》，《理论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０２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加速主义宣言》的表述，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加速主义思考，加速主义正是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以及海量的智能终端和设备上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化的同时，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快。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感受，也是一种客观的变化。而《加速主义宣言》作者之一斯尔尼塞克２０１６年他自己独著的《平台资本主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中，则创造了一个如书名所示的全新概念，因为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时代，我们不再像互联网时代一样，其中核心的要件不再是网址，而是各种应用的平台（Ａｐｐ），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正在这些平台开展着新的剥夺，将平台作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攫取权力和利润的堡垒。① 也就是说，斯尔尼塞克是从加速主义的角度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即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平台及数据来获得权力和利润。数字平台的出现，让无产阶级更加边缘化，其薪酬和工作的稳定性降低，无产阶级陷入流动和分散。因而斯尔尼塞克希望从平台本身出发，找到走出平台资本主义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② 同时，加速主义也蕴含着对批判和摆脱这种资本主义压迫的出路的看法，认为“加速”是资本催生的否定自身的力量，资本主义走出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是加速资本主义在其追求中打破现有结构的倾向。加速主义论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同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见解相左的态度和策略。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往往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大机器生产与技术的加速看作一种异化的力量，从而反抗资本主义的策略是试图让资本主义的引擎慢下来，从而摆脱这种异化的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和寻求解放的基本进路就是这种异化论和异化批判。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则相反，在他们看来，应该保留资本主义的社ａｍｅｓＴｒａｆｆｏｒｄ）会设置，引导资本主义加速的方向，正如詹姆士·特拉福德（Ｊ和佩特·沃尔夫达尔（ＰｅｔｅＷｏｌｆｅｎｄａｌｅ）的评价，今天的左翼加速主义“共同线索就是将异化作为一个肯定性的力量：它让我们的进步，摆脱了那些伊甸 ① 参见蓝江：《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② 参见董金平：《加速主义与数字平台———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２３园式和谐（包括经济和谐、政治和谐、社会和谐和生物和谐）的幻想”，不是拒绝异化，而是将今天的异化当成一种武器，与之合体，让其加速，从而冲出资本主义的藩篱，向未来社会敞开潜能。加速主义的这种思路具有很强的向马克思回归和同资本主义新特点相适应的特质。一方面，加速主义这是在回归马克思的本来立场，而这个逻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长期以来被掩盖了，即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加速本身就能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所以对于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来说，那个曾经被传统左翼所抛弃的阵地，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正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地盘，而让远离这一地盘、拒斥技术加速进步的旧左翼彻底被历史所抛弃。另一方面，加速主义的加速主张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加速”新特征的挑战。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今天，资本主义已经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加速带来的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而为了避免难以羁绊的加速的力量，“资本主义开始限制技术的生产力，或者说，至少将技术生产力导向毫无作用的细小目标上”，从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治理来说，他们并不希望释放技术加速的潜能，尤其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数据的无限加速很容易产生一种资本主义的治理的外部化，如比特币的产生就是这样。所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的目标在于，掌控曾经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技术加速的主导权。① 可以说，加速主义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直面现实问题，关注到了加速特征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扬弃的整个辩证过程中的地位，对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上看待加速问题、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特殊困境和一般出路，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值得国内学界的持续追踪，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加速理论本身及我们对其的研究都尚处于起始阶段，关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的积累都相对较少，关于研究的视角还不够多维，所以今后的社会加速理论研究需要从以下两个方向进一步深化：一方面，需要继续开拓研究视野。国外关于社会加速理论研究的理论家，除罗萨、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外，斯蒂格勒、维 ① 参见蓝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 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０２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利里奥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加速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所以国内在研究社会加速理论时还需要关注这些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某种形式上的加速社会发展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并导致着人们的身体加速，理论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为了让人们更美好地生活，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立场来研究社会加速理论。同时，当前对于社会加速理论的研究还没有转化成中国话语，也没有完成把社会加速理论向中国式成果转化，因此需要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加速批判理，并将其作为透视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视角。四、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议题的争论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而言，无论是强调人道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建构还是解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处于一个或隐或现的重要位置，要么作为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论，要么作为思想主张的理论前提，要么作为学术争论的出发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于后继者而言从来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不遗余力地追寻马克思的真精神，以回归马克思的种种尝试构建了日益多样化的学术格局和理论氛围。这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哲学的滋养下不断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并反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三大基础性问题上开辟出了极富生长性的阐释路径。相应地，近年来我国学界也围绕着这几个重大议题大力进行了思想引入和理论传播，并在自身积极的构建方面，即在建构政治哲学的新形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揭露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新进路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和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在理论与现实、时代与历史、问题与思考等方向上做出了较为集中的学术贡献，以此出发所展开的关于公平正义研究、空间生产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和后金融时代资本主义的前景展望等问题，这将持续成为当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前沿性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和探索都深刻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新样态的发展壮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这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２５样一场新的“观念革命”进入实质性的创新阶段，为丰富２１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和真理力量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使之既通向对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揭示，也涉及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建构，有效地连接起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争论与质疑的基础性问题。国内学者依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上，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李佃来、段忠桥、吴晓明、张文喜、白刚、魏小萍等，在此尝试以李佃来和段忠桥的一段学术争论为切入点来对这个议题进行考察。李佃来与段忠桥两人争论的基本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是否内在互补和会通。坚持“内在会通”的李佃来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拓展为传统理解和现代理解两种解读方式。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主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现代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与主体革命①，侧重于“历史辩证法”中的“历史”。这两种理解探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问题。段忠桥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李佃来则主张要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现代理解，即“从实践来理解历史之本质”。第二，市民社会构成了连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桥梁”。通常来说，“市民社会”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实体化的“物”，段忠桥坚持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点，指认市民社会只能代表一种物质关系；另一种理解是非实体的历史性概念，可视为“主体即实体”的经济概念、政治哲学概念或伦理概念。李佃来认为，市民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① 比如，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作出新的解读。０２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序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人的自我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市民社会是经济关系和交往形式的反身性关系。“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唯物史观无论是萌芽、成熟还是完整表达，其关键性环节中都与市民社会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如“发源地”“舞台”等话语表达。即使承认市民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的重要意义，也并不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物质关系的基础性地位。因为市民社会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历史问题，它颠倒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命题，其处理的不只是物质关系，还有交往关系对经济现实的反作用，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不矛盾。第三，政治哲学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思想史尤其是早期思想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李佃来反驳了“历史唯物主义涉及的是事实判断，政治哲学涉及的是价值判断，两者并不相容”这一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史尤其是早期思想中，它经由共和主义到激进民主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这些环节都包含着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一双重命题，它们处理的是共同体与个体、特殊利益与普通利益的关系问题。市民社会如果从个人、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讲，包含着权利和自由问题、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现实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地位。政治哲学处理的问题可以简单描述为，在市民社会舞台上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的通往人类社会的必经环节。因为政治哲学不仅是以人类社会为立足点的构建理想类型的价值判断，更是以市民社会为立足点的揭示资本主义历史本质的事实判断。② 段忠桥则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政治哲学思想中推导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实证科学，他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物质存在论，否定了其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理由之一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看，“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４０页。 ② 参见李佃来：《再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回应段忠桥教授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２７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市民社会关涉政治解放，人类社会关涉人类解放，两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唯物史观，依此而看，市民社会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起到理论原点的作用。但是段忠桥质疑说，仅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不是从市民社会的经典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出发得出结论是不够严谨的，达到的结果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①。那么历史唯物主义除了Ａ决定Ｂ、Ｂ反作用于Ａ之外，是否具备改变世界这一能动性意味？抑或说，新唯物主义是否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是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段忠桥否定了这一分析方法，因为从恩格斯新世界观评价中推断不出“改变世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此，段忠桥侧重于一种基于文本的“唯物主义”存在论理解，而如果从认识论角度而言，李佃来强调的“改变世界”所蕴藏的人的自主性和革命性也就会格外凸显。此外，段忠桥还指出，人类社会的基础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关系，市民社会的基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关系，而这种说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推断不出来的。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怎么能从两种不同的哲学观推断出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接着政治哲学讲的呢？这不就等于说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区别还原为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区别了吗？而且是否对“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马克思早期的政治哲学关键词作了解读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呢？段忠桥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基于他们对‘物质的生活关系’或‘经济事实’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的认识，而不是基于李佃来教授讲的‘对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之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研究，更不是基于对‘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哲学研究”②。这种反驳不无道理。不过李佃来指认的市民社会包含两种关系，即物质生活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它不仅仅指代其中一种。在《再论历史唯物 ① 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政治哲学思想运演中推导出来”的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② 段忠桥：《对“伍德命题”文本依据的辨析与回应》，《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９期。０２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回应段忠桥教授的“质疑”》① 中他再次强调，历史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应该通过解释历史本质的“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进行把握。② 因为如果单纯从社会存在论来讲，这种说法是一种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而在认识论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侧重的是“历史”本质及其运动性的规律性。类似地，段忠桥还同马拥军进行了相关问题的争论。③ 他们争论的理论焦点围绕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展开。马拥军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历史科学内在包含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而不是段忠桥从狭隘经验论得出的结论。但段忠桥反驳了这一论断，主张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在文本中将历史唯物主义等于历史科学，因为历史科学包含历史和自然式范畴，但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④。此外，马拥军指摘段忠桥把正义观念视为一种规范的理解是一种超历史或非存在的产物，但段忠桥认为固然正义观念并非永恒的或绝对的，但这一理解并不妨碍将正义看成是一种规范性判断，也不妨碍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事实性判断，从两者所关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是物质本体论。这跟马拥军提出的通过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的统一性历史化解读是不同的论述思路。进言之，事实和价值的两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理解，而段忠桥是在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判断”下进行解读的。这两种方式证明如果不承认两者关系在历史进路上的一致性，也就无法实现两者的内在会通和内在转向，而只能是作为互不干涉、互不相干和互相否定的两类思路。其实，段忠桥和李佃来、马拥军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以何种方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关系的研究。李佃来从市民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桥梁”出发，发掘出市民社会蕴含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性 ① 李佃来：《再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回应段忠桥教授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② 参见李佃来：《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政治哲学向度》，《哲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③ 参见段忠桥：《再谈“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７年第６期；马拥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④ 段忠桥：《再谈“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７年第６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２９及其在通达未来向度的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践活动内在蕴含的革命性与内在否定性，对于解释和改变世界作出了全新诠释。但段忠桥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入手，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问题，又不得不回到之前他与俞吾金的争论当中。这里就不再赘述。通过比较李佃来与段忠桥之间关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融通的争论，也有学者由此得出国内研究政治哲学的两条路径：一条是以李佃来为代表的思想史方法，一条是以段忠桥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方法。① 这两条路径并非截然对立，因为如果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会呈现同一概念的不同面相，尽可能用客观和逻辑的表现方式描述事物的意义，如果使用思想史的方法就会使得概念本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得以现实化理解和展开，这两种方式以何种方式结合，又展现何种张力，将成为今后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内在会通”方面，李佃来和段忠桥的争论很好地推动了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不同于此种研究思路，白刚在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转向”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② 白刚认为，如果说明政治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需要借助于第三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理解才能得以澄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都是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达成否定资本主义和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路径。经由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李佃来强调的）市民社会这一环节使得马克思将规范性和价值性维度放进了社会历史视域，实现从物到人、从实证科学到历史科学的转变。其中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物质本体论，而是人的历史本体论。谈到政治哲学，它不仅包括批判，也包括建构，不仅是一种正义理论，还是一种政治理想。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由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递进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也实现了向政治哲学转向的可能性。由此，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它的基础不是市民社会，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政治哲学就是完成了的历史唯物主义”③。 ① 详细论述可参见周可：《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方法———从段忠桥教授与李佃来教授的争论说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② 参见白刚：《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政治哲学》，《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③ 白刚：《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政治哲学》，《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０３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张文喜主张从政治哲学的时代变迁中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和现实影响，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方法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展开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性讨论，因为卢卡奇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性真理，而且是指出未来人的积极形象的必然性真理。但是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性理解伴随着诸多误解，就如同“藏匿于政治表象背后的”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与“关于政治假象的科学真理的持续宣称之中游走”。① 这归根结底是如何正确处理事实与规范、科学认识与理念目标之间的关系。② 吴晓明同样从政治哲学潜在的问题出发，直面意识形态幻象对知识形态的遮蔽。③ 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相互关联，如果不能很好地澄清政治哲学的决定性前提是社会历史的现实，而将其视为观念世界产物的话，整个政治哲学的批判就没有超出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更没有展现政治哲学最本己的理论使命和现实价值。关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集中体现为“伍德命题”的反驳上。段忠桥在《对“伍德命题”文本依据的辨析与回应》中，针对“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判断提出批判。理由有四：一是如何理解正义及其实现方式。伍德的“正义”概念是狭义的理解，主要从法律和政治角度进行的政治哲学考察。他认为：“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正义概念是从司法角度对社会事实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④ 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角度而言， “正义”的概念依然从属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经典命题，正义是一种规范性范畴，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经济事实。伍德所谓的“司法对事实的反映”无疑窄化了社会存在的历史视域，因为这种正义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合的。段忠桥坚持自己的一贯做法，主张正义是一种应当的价值判断，而不是怎样的事实判断。这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 ① ［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② 参见张文喜：《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与影响———基于政治哲学视域的思考》，《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③ 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④ 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Ｎｏ．３（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７２），ｐ．２５４．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３１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二是伍德认为马克思指认资本主义在瓦解前的合法性，即承认正义，表明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反问一句，如果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看成是承认其合法性的依据，那么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是没有正确理解历史的辩证法，更没有将正义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视域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视域下进行批判性考察的结果。三是伍德误解了“经济交易”即“这个内容”和它的“法律形式”关系，静态化地将资本作了抽象处理，没有看到资本的现实运动及其本质上的经济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由资本运动生成的交易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现实。四是伍德认为剩余价值是正义的。用工资交换劳动力的等价交换是正义的，但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用劳动力而获得的，而剩余价值的直接产生者是工人付出的劳动。因此，在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总体过程中有着一条隐含的中间环节，即增殖过程。这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制造的把戏。因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消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却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①。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是他自己的劳动时间的正当的所有者”②，就说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是不正义的。也有学者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悖论”的兴盛与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有关。“塔克伍德”命题意指“资本剥削劳动是正义的”③，因为资本剥削劳动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转的根基，资本成为劳动的真正主导并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而在这种解读看来，坚持这一命题的学者没有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性存在，坚持“永恒正义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根本性忽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是“历史性”，以辩证理性的方式审视资本及其剥削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如果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有效根基而将整个马克思主义经由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关系所通达的人类解放路径阻隔起来，这是主张不正义的学者所不能容忍的。 ① 段忠桥：《对“伍德命题“文本依据的辨析与回应》，《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② Ｇ．Ａ．Ｃｏｈｅｎ，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４６． ③ 罗克全、王洋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２０年第１期。０３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因为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手段和结果应该是一种历史的逻辑意义的统一，跟资本的奴役有着本质关联，这侧面回应了马克思为什么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坚持重新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侧重于规范性，“唯物”侧重于事实性，但在如何替代资本主义这一根本性旨归上，“历史”蕴含的未来维度较之“唯物”更为关键，甚至说在物质关系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人的历史革命性的发掘对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规范还是事实，都是一种认识人类社会的方法，在通往未来社会形态的路上，忽视任何一种因素的影响都不能说是完全懂得了历史辩证法的真谛。同样延伸至段忠桥与李佃来之间的争论，前者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向后看”，即从马克思后期的唯物史观入手，形成后期与早期的遥相呼应；后者是立足于未来社会的 “向前看”，即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根”处着手。这场争论是政治哲学范式的不同理解，结合起来看，政治哲学兼具主观与客观维度，兼具规范性和事实性维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一方面用后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批判市民社会的非正义，另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剥削劳动的暂时合理性”①。更有学者指认说，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差异问题。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代研究群体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其学术旨趣集中于两点：一是由公正正义转向道德伦理规范，二是以广义的理性认识构筑社会的基本建构。他们的基本理路是反对第二国际以来的经济决定论思潮，强调道德规范等“非历史”的理性主义思想观念。在构建何种政治形态这一政治哲学命题之下，当代政治哲学由理性认识原则开辟出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罗尔斯以个人主义原则和人的最差处境出发而建立的合理社会规范，二是由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所结成的协商程序所达成的社会共识。这两条路径都是从“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前提下得出的推论。但是 “伍德命题”依然产生强大的影响，以至于当今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① 罗克全、王洋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３３命题都不可回避这一问题。他们在解读政治哲学问题时都有意无意地回应 “伍德命题”。但魏小萍的观点是，伍德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没有区分出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还是从资本立场出发形成的观点。而且伍德的“正义”概念是“从司法含义上的合法性判断到价值观含义上的正义判断的游移”①，但是如果没有历史主义的介入，这种解读结果显然没有超出实证主义的视域。因为马克思的创造性贡献在于由观念领域向现实领域、由个人主观到经济关系和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革命。比如，从《哥达纲领批判》可清晰把握两条政治哲学路径：一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性关系，二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包含的正义趋向。方瑞的《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视域和限度》一文在拓宽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研究视域基础的问题上进行了思考，在纵向上深化了唯物史观的自然主义历史主义的双重路径对于政治哲学阐释的积极意义。对于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核是否存在矛盾性冲突是学者研究此问题的出发点。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唯物史观实证化和决定论的误读，展开了历史性原则的根本性介入、物化意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意识形态改革和物质性变革的方式解读唯物史观。英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样开启了通过历史发展动力重释唯物史观的尝试，否认了唯物史观决定论解释路向的可行性。② 在进行政治哲学历史认识模式转变的阐释中，方瑞同样间接地回应了“伍德命题”，即对“资本主义是否正义”的理解应该是将这种抽象的规范性概念置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社会关系，正义原则并非只是意味着等价交换，而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针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方瑞作出了较为总体性的解读。而这一解读也存在于前述段忠桥、马拥军二位教授的争论当中。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段忠桥坚持社会存在论的经典立场；二是“总体性的历史解释原则”，马拥军和李佃来坚持黑格尔以来的历史统一性路径。因此，这两种研究方法构成了政治哲学的 ① 魏小萍：《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动态》，《哲学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② 参见方瑞：《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视域和限度》，《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０３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界限，即“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研究方法”就处于马克思构建“历史科学”的核心地位，而历史性的历史解释原则只是这种方法的必要补充。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美学者掀起的“马克思和正义之争”至今热度不减。还有学者从“伍德命题”出发，从正义背后的资本主义历史规律出发论证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正义的，这种论证过程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伍德的问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这里可以化为两个过程：一个是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一定数额的货币；另一个是资本家换来工人的劳动力。② 第一个步骤当中的行为属于简单交换，第二个步骤当中的行为不属于交换范畴，这两个过程都应该从生产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链条中去除劳资交换的重要步骤是一种片面化的解读。资本家用工资购买公认的劳动力不是等价交换，因为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原有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个人已经不再是简单交换中的买者或卖者，而是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以及劳动力商品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劳动力商品”。马克思揭露隐藏在正义背后的剥削问题，其目的是“要科学揭示正义话语背后资本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用科学的理论引领实践的开展。这一运思路径，是对马克思和正义之争‘唯一合理的回答’”③。在最近澎湃新闻发表的对艾伦·伍德的访谈文章《卡尔·马克思：正义、伦理与当代世界》中，伍德再次重申了其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是非正义的主张，但他的反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接受现状的无可奈何。比如他在文中提到，今天的这个时代距离马克思的时代更远了，为什么提出一个与我们研究相反的结论？伍德给出的理由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采取了一种不可宽容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还找不到任何可以使我们超越私有制———正如马克思意识到的那样，私有制是所有现代正义理 ① 参见方瑞：《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视域和限度》，《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② 参见王广：《重审劳资交换的正义论争：马克思反对艾伦·伍德》，《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③ 王广：《重审劳资交换的正义论争：马克思反对艾伦·伍德》，《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３５论的基石———从而能够理解和批评它的方式。”① 既然我们没有找到能够推翻正义理论背后的所有制基础的方式，那我们就要理解和接受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当然，他也以充满悖论的口吻表示，对于从“正义”出发进行社会批判的做法依然要给予支持。（二）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国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热点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空间转向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革命主体；二是评价研究，即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时有没有进入唯物史观视域，有没有切入历史方法的矛盾性之中；三是回归经典，将视角转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回归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找到科学表现意识形态的特定形式。在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转向中，历史唯物主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哈维的论述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两点：一是空间是历史的产物，二是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是一种剥夺式的积累。列斐伏尔立足于物质生产所作出的空间生产判断实现了空间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对接。② 在此，空间转向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话题，如何以社会存在论的基本原则考察空间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原则，而空间所表征的生产向度之外的意识形态趋向将持续成为探讨的热点话题。以问题出发是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人类生存与空间生产的本质是当代社会生产的基本维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围的深化。尤其是非理性因素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即聚焦微观的“身体” 转向问题，这是以主体空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尝试。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空间拓展的辩证法方面，主要集中于资本与空间的辩证法、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的辩证法、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等不同维度，还在本体论、认识论 ① 李义天：《访艾伦·伍德———卡尔·马克思：正义、伦理与当代世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６７７２３６１。 ② 参见欧阳琼：《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转向》，《江汉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３期。０３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和文献研究方面大大拓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空间生产思想。① 但是空间理论在拓展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理论边界的同时，没有很好地处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深层关系，致使其理论批判存在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现实困境。空间转向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广大民众被挤压的“空间霸权”，但他们对于空间革命能否爆发抱有悲观情绪。这说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适用场域问题，即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其讨论的是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式基本是陷入了两种可能的困境：一是在社会生产层面的扩展度不大，二是在历史观上出现了一定的偏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是资本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逻辑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②中的“表现为”解读为“不是”或“是”，形成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如广松涉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物与物的关系，以物化批判的方式进入政治经济学视域，但物化批判不等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本质是没有揭示出如何将人的维度纳入历史进程中。朗西埃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物与物的关系，将生产主体与现实主体作了等同化处理，没有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痕迹。较之于朗西埃和广松涉的观点而言，奈格里已经从“资本的客体逻辑与阶级的主体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解读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没有将其纳入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其问题是内在支撑的否定对抗性的辩证法与马克思强调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这里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内部的辩证法匮乏，看似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实则是没有切入社会关系的矛盾性关系之中而沦为经济学问题。比岱提出的市场组织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但没有落脚于社会存在论。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客体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立的前提性 ① 参见薛稷：《２１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格局、理论形态与当代反思》，《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② 唐正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３７问题。任何内部的社会结构都要从生产关系概念的初始语境中进行把握。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之特性的准确把握上”①。从赫斯那里，财富的性质被定义为物而不是劳动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就建立在抽象的人之上，其批判的就不是“劳动”，而是 “物”，是资本家的占有方式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因此，蒲鲁东将所有权分为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必然是形而上学的。这反过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批判，而不是简单的物的批判或笼统的社会关系的批判”② 。还有学者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语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更深刻和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批判。在该种理解路向看来，意识形态的理解置于物质事实之中，因为时代不仅是被把握的思想，这一切基于现实世界。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懂得了前一半，后一半才是重点。政治经济学作为连接物质生产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需要做的是找到科学表现的意识的特定形式，起主导性原则的是具体的历史性。其中，商品拜物教批判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内容，基本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涉及这一部分。在科尔施看来，商品拜物教批判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③ 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相应地，“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 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④。这种分析尽管贴合马克思的本意，但在经验具体与历史建构之间依然存在不可解决的悖论，这是缺乏历史性反思的结果。这一困境说到底是如何证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使得两者理论视域得以厘清的同时，对于两者的适用限度问题作出合理的界定和分析，如辩证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缺失，在物化现实面前如何通过辩证法的形式为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可能性。这也 ①② ③ 唐正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参见周嘉昕：《从唯物辩证法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④ ［德］卡尔·科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延真译，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８页、１７９页、１８２页。０３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是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存在的普遍性困境，即在注重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忽视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比如，有学者重访卢卡奇的早晚期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出发，在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性分析中把握其思想深处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因为讲清楚政治经济学处理的问题是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哲学联系，这一联系是经由政治经济学而达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研究。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社会存在论这一思维演进的结果，其内部完成的是方法论革命。因为卢卡奇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方法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因为其中“不仅提供了具有真实基础的辩证法，而且同时从拜物教和经济学的抽象中拯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其作为辩证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与其他科学相并列的一种科学，也不是所谓的基础科学，它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范畴）的整个世界历史”①。当然，这里的问题是，虽然晚年卢卡奇致力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构，可他始终没有把社会存在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持有的是一种“青年黑格尔＋斯大林”式的阐释模式。② 再比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问题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中一条线索就是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之间所作的缺少合理论证的原因，进而澄清其批判理论的内在困境，即普殊同指摘的这一分析方法“无法实现对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把握”而出现的所谓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周嘉昕从“霍克海默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回顾”和波洛克的 “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方面入手，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成为切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路径，而在两者关系问题上出现的“短板”或许正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他们无法从商品价值分析的角度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提供参考方法，成为他们走向悲观论的主要原因。当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可以打破长久以来人们固守 ① 转引自周嘉昕：《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重访卢卡奇》，《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② 参见周嘉昕：《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重访卢卡奇》，《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３９的人本主义批判向度，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展现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一个０年代以来西方左翼转型理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２０世纪７的原因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转向不只体现在地理学意义上，它还涉及日常生活批判的历史向度。如张一兵认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主张社会空间存在不是物性对象物或空场，而是由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建构起来的场境存在。因为本体论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不仅是地理性空间的外延，还是一种历史性空间的再生产，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进一步深化。但与马克思的构思方式不同的是，列斐伏尔提出“相对性”（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 é ）是由人们在客观现实中构建的社会关系性空间。因此，空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生产者，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性运动的实践场所，集中表现为“非主体性的第二自然”。这一解读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因为空间不仅指马克思在社会交往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历史时间，而是直接隶属于上层建筑，是生产力、社会结构及财产关系的一个结果。① 张一兵认为，列斐伏尔已经从人本学逻辑转向晚期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标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和狭义理解。其中，列斐伏尔的广义唯物主义指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狭义唯物主义指的是 “劳动分工、交换和第二自然等概念”。因此，这里的“空间”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生发的重要场域，也是由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切入点，在全球化时代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当然，马克思与列斐伏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蜜蜂和建筑师之间的差别，在列斐伏尔看来却存在着一种空间上的转化，这就是“社会空间建构中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空间物性组合需求对外化为现实的构序主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以空间消灭时间，而不是以时间消灭空间，即“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他选取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存在的共时性结构视角———被生产的空间。这里当然存在一个重要的转 ① 参见张一兵：《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０４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变，即从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的转换”①。最后，列斐伏尔对于这种空间扩张所带来的后果作出了一定的展望，认为资本主义在创造社会性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对于未来的空间格局，一种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值得期待的。哈维的“空间”概念有如下核心观点：关系性空间、空间维系于社会实践和具体的语境决定空间观念的多维性，②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空间批判的关系性阐述，其目的在于“一场历史唯物主义和启蒙规划的复兴……把后现代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在这种批判的基础ｉｎｇ）规划对之上，有可能发动一场叙事对抗形象、伦理学对抗美学、生成（Ｂｅ抗存在（Ｂｅｉｎｇ）规划的反击战，并在差异内部寻求一致”③。空间的概念化运动是由社会实践所引起的历史性结果，这一问题不是哲学追问，而是人的实践问题。这种解读方式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在空间观上实现了由话语辩证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变迁再到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差异政治地理学的逻辑建构。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尝试打破了第二国际以来历史决定论在时间序列上的束缚，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结合中，从空间的地理性拓展延伸了历史维度的理解，当然这种解读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有关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潜能。因此，这种分析路径导致了“元理论压倒经验分析的偏好，伦理关切或人道主义关怀胜于对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改造道路的具体分析”，从而带来如今政治退却、意识形态弥漫的后果。当然，哈维指认马克思思想中本身蕴含着资本主义创造的地理空间其实暗含着辩证法，即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不平衡的社会历史发展表现。④ 刘怀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抽象的本质科学上升为具体的现实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路径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供的研究方法转化为对 ① 张一兵：《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② 参见胡大平：《哈维的空间概念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③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９，ｐ．３５９． ④ 参见林密：《马克思“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思想及其深层逻辑探微》，《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４１社会空间理论的批判，这是由时代条件所决定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分为共时性分析（空间）和历史性（时间）分析两种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期转向中侧重于第一点。因为“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在今天走向了一种空间化，即走向了以城市化与全球化为实在地理景观的空间发展危机”。这里社会危机论有两条理论资源：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其中介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实现的一种社会化创造及其制度的形成与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一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被理解为危机爆发的矛盾性场所，从共时性的空间角度考察了扩大再生产所引发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生产与消费，以及剩余价值与资本等关系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只能通过将资本输送到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方式获得得以幸存的空间。这种思路便是“开辟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空间新范式”。这一范式实现了从空间的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视域之中。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存在共性：一是解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转移理论，以地理空间的历史化为思考起点，以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作为融入空间思想的切入点，融合了社会学、政治学、西方哲学、生态学等各方面的观点；二是延伸了马克思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广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的扩展。但是这一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问题在于，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辩证法充分运用于空间分析的整体性过程之中，历史性与空间性概念没有得到明确的厘清，导致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没有与社会空间化进程紧密关联，而且其中的哲学视角的缺失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没有陷入实证决定论的桎梏，却又成为一种因为单一决定论而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样地，空间生产问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切入口，但他们大都将空间生产问题窄化为地理空间的拓展，忽视了社会空间向度及其内在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① 参见刘怀玉、张一方：《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方法到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以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哈维与吉登斯为主线》，《学术交流》，２０１９年第３期。０４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路而生发的资本批判原则同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路径。后现代主义拒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直接介入资本主义的方式，而迂回地将重点集中于文本、话语和身份的研究，毕竟是一种理论空转。在今天，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呈现时间空间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时空形式源自各异的社会生产方式”①。这一主导下的社会原则是“‘有效率的空间结构’和节约‘社会必需的周转时间’依旧遵循量化利润的规范原则，并且形塑了当代之时代人类生存的特定历史方式”② 。这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关系的实质，资本幽灵化的存在打破了主体在场的迷梦，如让·雅克和他的主人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现代描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的人”视角的缺失导致很多转化为资本和价值分析的判断未能触及历史性界面。（三）历史唯物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的人”体现为克服抽象原则后兼具个人利己主义和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双重角色。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是具有个人利己主义主导的思潮。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历“华盛顿共识”后的产物，它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议会民主制，在文化领域体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均以个人利己主为基本原则。有学者指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高调崛起更是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身陷困境，原先斗志昂扬的个人因丧失自我、意义结构碎片化而日趋萎缩。”③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强调人的主观性和价值性，从个人角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新自由主义对外扩张主义盛行，对内消费愚民，这一状况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倾向在时代的洪流下体现了个人的迷茫和焦虑。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只能看作弥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秩序的不足，借此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 ①② ③ 滕藤：《资本逻辑的辩证结构及其当代形态》，《学术交流》，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董新春：《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蜕变的经济学透视》，《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４３解。但也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比如大卫·哈维认为这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后果是“世界性的贫富差距”。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原则，强调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原则的结合。托马斯·皮凯蒂在《２１世纪资本论》中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展开新自由主义批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由于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中内含的原生张力始终无法根除，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始终很难达成共识。因此，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在后期也逐渐丧失话语权，不得不被新自由主义实质性地收编。①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西方左翼思潮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出发点。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这一批判对象成为显学。”② 新自由主义批判集中于两大基本观点：一是经济危机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产物；二是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在福山宣布“历史终结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并没有朝向好的方向，而是演变为更为激进的“新帝国主义”，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特征。更有学者如齐泽克、巴迪欧等人从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着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寄希望于另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即共产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的对立物，在当前资本盛景化时代背景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直接的对立物，但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存在思想理念上的对立，就整个世界所反映的现实情景而言，两者都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与激进左翼思潮日益合流的倾向。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后金融时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人们对社会制度表现出了不满，反全球化运动不时爆发；二是左翼激进人士掀起的新社会运动、全球社会论坛等活动成为当下变革社会的实践典型。这些西方激进左翼思潮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尤其是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阐述路径和话语分析，如空间理论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生 ① 参见董新春：《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蜕变的经济学透视》，《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② 陈学明：《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趋向述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０４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态理论、共产主义复兴的传统。① 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是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逻辑起点是新自由主义批判。② 全球化运动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累资本的方式，另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一趋势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对象。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金融危机的世界性影响是新自由主义推行所带来的恶果，两者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如果金融危机是一种外在表现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诱发这一危机的政策与观念。在经济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将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视为以金融经济为主体的、具有投机驱动和风向控制的思维方式。如库伯、齐泽克等部分学者将生命技术与新自由主义的权力配置结合起来，试图以生命政治视野下的人类解放为主旨而达成一种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在政治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特有的剩余价值再分配机制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日益加深等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批判，从政治哲学和阶级分析的视角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展露无遗。③ 针对普遍存在的阶级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资本家阶级的基础上将管理人员纳入阶级体系，构成了三元结构关系。如沃尔夫指出，阶级结构源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阶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者（产业资本家）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受益者（非产业工人、商人、银行家和经理）。④ 此外，他们还建构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反移民（尤其是劳工）情绪而进行的学理化分析，这一移民潮的引起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全球化危机的重要体现是新自由主义危机，这一现象导致的社会不平 ① 参见陈学明：《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趋向述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②③ 参见何萍、骆中锋：《新自由主义批判：问题与趋向———对２１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思考》，《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④ 参见［美］理查德·沃尔夫：《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的新解读》，《经济思想史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２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４５等现象加剧了政治领域民粹主义风气的兴盛。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国家是美国，由于通过金融化摆脱危机的手段拓展至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劳动力使用、资本输出还是在跨国投资等方面，美国的实体经济都变得“空心化”，因此特朗普的上台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引发的不平等现象所作的回应和带来的结果，也是欧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回潮的缩影。①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学者卡加利茨基指出，特朗普上台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局势和政治秩序带来了不可预测的结果。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特朗普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毁旧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任务往往要交由后来的政治家们去做。这些政治家会从正在上演的一系列变革与冲突中崛起，而这些变革与冲突的发展又由特朗的选择所催化和触发。现在，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已经失去了意义，如何影响由特朗普所触发的变革发展的轨迹才是眼下的问题”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继续，国外众多学者都以此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鲍曼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作为贯穿他晚期思想的主要线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层面的实证批判，二是理论层面的谬误分析，三是操作层面的策略揭示。③ 对于新自由主义这一话语模式霸权地位的确立，今天的全球化景象如同马尔库塞笔下的那般，是一种单向度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基本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普遍失序是常态，贫富差距空前极化，政治日趋崩溃和人伦关系的恶化。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谬误逻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运用“资本分离论”批判“普惠论”。其中，第一次分离是发生在１９世纪中叶的欧洲，其导致的结果是资本脱离伦理束缚，第二次分离是资本脱离民族国家的束缚，全球自由流动的不拘束依然在继续，尤其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二是通过对“政治的解构”批判“解放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资源再 ① 参见谢富胜、吴越：《新自由主义危机与特朗普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② ＢｏｒｉｓＫａｇａｒｌｉｔｓｋｙ，Ｔｒｕｍｐ＇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ｉｎＲｅａｌ 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  ｖｉｅｗ，ＩｓｓｕｅＮｏ．７９，３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５－１１９． ③ 参见陶日贵、田启波：《事实·理论·策略：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０４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分配的公平性通过政治途径实现的方式变得软弱无力，其背后的主导思维是市场暴政，这种法律上的自由变得毫无意义。三是通过文化多元论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不同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逻辑理路，鲍曼认为多元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本真状态，但这种文化不过是一种“屈服性的和解宣言”，反而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障碍。四是运用“两种生活论”批判“无可选择论”。新自由主义依靠个人力量寻求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全球性的政治行动。综观鲍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这一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影响。但鲍曼对于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唯物史观的必然性逻辑，通过唤醒人的道德责任来恢复社会公共领域有效性的发挥，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理想性。① 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绝对的资本主义，有国外学者指出，未来人类社会的出路问题有一个选择是进行一场生态革命，这便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因为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一种由市场决定的国家和社会。这一绝对的资本主义有五方面的矛盾最为突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再生产和环境。这些矛盾都可以从马克思批判资本运动的视角出发进行揭示，其矛盾的核心是过度积累和停滞。这一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国家和市场的一种新的协作方式，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日益服从于资本主义再生产”②。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绝对化推动，会加速世界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毁灭或是革命，因此福斯特指出人类的一条选择，就是２１世纪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时代，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满足公共需求的世界是我们的目标。③ ① 参见陶日贵、田启波：《事实·理论·策略：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② ［美］约翰·Ｂ．福斯特：《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起源、实质与影响》，《国外社会科学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③ 参见［美］约翰·Ｂ．福斯特：《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起源、实质与影响》，《国外社会科学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４７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自觉关注从上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向和我国相关研究动态的归纳总结可以看出：首先，马克思主义仍是解读当代时代问题的科学理论，以往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质疑随着现实问题和理论回归都不攻自破，这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题、创设切合时代病症的新话题方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再度成为理论界议论的焦点之一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研究内容、解释方式等方面增添了多元思路，呈现群像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化、体系化建构与完善提供经验借鉴，尤其在“质”的意义上如何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原创性解读方面，提供了较为宝贵的经验。最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展开集中理论关注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际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贯彻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方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激励和鼓舞，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除了在理论上的研究互鉴之外，扎根于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开展一种以全人类福祉为指向的切实有效的积极实践建构，形成真正超越于资本主义的人类生存样态，这是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任务旨归。我们回顾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相关发展工作，可以得出结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是否能切实有效地利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这种“推进”在新时代也会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除了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获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除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还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走出国门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相呼应，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将在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有为表现相呼应，共同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２１世纪的辉煌篇章。２０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为有论者归纳说，０４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了２０世纪的世界历史，但２１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进行研究中心的转换，将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纳入理论视域，并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寻求人类性问题的解答思路。究其缘由，自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及其带来的世界历史性变化，使“中国问题”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２１世纪世界人类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同样，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建立在世界人类性问题解决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说，无论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还是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 “中国问题”都是２１世纪不可绕过的一大核心问题。① 我们非常赞同这种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强调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②，“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③。２１世纪的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问题将成为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这个根本的社会性质规定，④ 追溯到了生产领域中“资本劳动”的矛盾对立，以此才实现了世界观的革命，使得社会主义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其后，列宁之所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源就在于抓住了帝国主义的时代本质，抓住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其首要的前提就是源于邓小平更新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新时期的理论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部分质变，提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抓住了新的问题样态，在理论上进入了 ① 参见隽鸿飞、张海成：《２１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②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５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日。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５页。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４９一个新阶段、呈现一个新形态，包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往成果作出重大创新变革。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阶段的规定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上，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种矛盾间的转变过程高度浓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路”，概括了四十多年来的建设内容和成果；新的主要矛盾态势又统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去路”，即督促着我们着力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主要方面，以此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中国内部问题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国际大势时又强调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①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② 可以说，在国内外这种全面的问题变局之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沿着“问题”与“主义”之间辩证的方法论逻辑，切实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一阶段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这必然是对既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有成果作出的进一步重大发展创新。在新的时代阶段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最新成果，指引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同时，它还是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宏观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为鲜活的力量。２０世纪末苏东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时高歌猛进，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类的观念一时甚嚣尘上。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沉醉于自己的所谓“胜利”时，却以对外侵略、霸权凌弱的方式推行着资本主１世纪以义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借自由民主之辞行极权殖民之实。但２ ① 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 ②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１日。０５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来，资本主义自我衰败的表征日益凸显，恐怖主义的出现、金融危机的卷土重来、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人们不仅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所弘扬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在现实中兑现几分，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本身日益滋生出不满和否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批判理论家从批判 “历史终结论”切入，直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有不少论者形象地归纳说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资本主义仿佛已经一劳永逸地稳固了的全球体系正遭遇着“失灵”“失序”“失范” “失效”的困境。而在此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日益强大，中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底蕴积极地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力量，可谓正当其时。这其中，首先是要与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既有文明规范的维护与修复，中国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在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发展自己，中国今后仍然要在开放和交流的条件继续发展，越来越积极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履行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与此同时，构建全球治理的新体系、新秩序，这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行体系的扬弃，特别是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示范效应，乃至中国要积极为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贡献自己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要日益面对同现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秩序的利益博弈关系，实际上存在着新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斗争问题。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国内外的学术理论、政治评论、社会舆论当中提出过一系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试图加以概括，例如“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其中中国理论界最终是比较统一地归结到“中国道路”提法上来。考察理论界之所以趋向这个共识，首先是认为这个称谓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静态的、既定的，希望用“道路”来凸显动态发展和未来成长性；其次是认为这个提法更加恰如其分地反映中国在主观意愿、客观实力两方面，对当代世界发挥影响力的程度都还有限，虽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５１然中国自身已经相当确定地可以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原则不同的路，具有自身的轨迹和特质，但是还不像另一套“共识”那样已经广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还不像“模式”那样要在客观上的或中国主观愿望上得到推广复制。我们当然非常赞成上述考量，而不赞同故步自封和强加于人，但我们认为，随着中国道路的发展，我们要日益提升中国道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当代方案的影响力，我们赞同在给出具体样式、详细图景的意义上说 “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另一种模式，呈现社会主义另一副看得见摸得着的模样。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需要适时用实践优势和理论力量来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人类对于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的追求提供中国方案。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我们在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应具有的国际主义担当。如果说俄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批判和革命方略指引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着一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方向困惑，并通过苏联模式的现实选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初步地回应了这个难题并留下了不少遗憾和缺陷，那么当今的中国同样也亟待思考，我们在扎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如何回应那些想要突破资本主义藩篱、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自己不搞“输出革命”，但中国需要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普遍化进程提供思想理论的帮助和实践的支持，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的中国方案，从制度展示和示范的角度，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相比资本主义的更好社会制度的历史定位，引导其他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一样走自愿选择的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拓展的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展开的，全球化与世界视野十分明显，提出了诸多新型的理论主题与范式，如空间转向、身体转向，以及生命政治学的兴起，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十分有益于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发展好中国道路，因为它们承继了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自觉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能够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外部空间中可能遇到的阻碍，并且其中许多资源能够更０５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为亲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可能也更愿意内在地理解中国道路。此外，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西方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的深度嵌入，如果运用得当，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交流，在研究、解释和批判他们学术理论的同时，将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传播过去。① 这一见解，无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保持与中国道路的同频共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范围传播、共筑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六、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伤害，也极大地暴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重大缺陷，极大地冲击了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自洽性、合法性。在这个语境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力再一次高涨，面对人类普遍遭遇的巨大不确定性，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被异口同声地重新召唤出来：“全球共产主义抑或丛林法则，新冠病毒迫使我们做出抉择。”② 围绕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批判叙事，以下六点思想动向尤其值得我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中进行追踪和分析。（一）如何看待疫情中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矛盾危机的暴露大卫·哈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以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和周转陷入失血休克，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创造的巨大扩展”，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需求链条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这反而使得我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到资本主 ① 参见邹诗鹏：《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源性意义及其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② ＳｌａｖｏｊＺｉｚｅｋ，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ｏｒｔｈｅｊｕｎｇｌｅｌａｗ，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Ｆｏｒｃｅｓｕｓ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ｔ．ｃｏｍ／ｏｐ－ｅｄ／４８２７８０－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ｊｕｎｇｌｅ－ｌａｗ－ｃｈｏｉｃｅ／．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５３导下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层危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仍然能够完成资本的循环并获得利润的积累，其主要动力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依赖于消费主义推动，新冠肺炎疫情的意外事件的出现则“造成最富裕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形式核心的全能崩溃。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部分向内部崩溃……它正在检验马克思所说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从而预示着整个体系的可怕和怪异的崩溃’”①。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发布联合声明认为，私人垄断资本控制着拉美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由于无利可图，长期以来几乎处于荒废状态，富人也许可以获得更好的私人医疗保障，但是大多数中下收入人群面临绝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保障最贫穷社会阶层的工人、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的权利，以此作为一种人道和团结的姿态”②。（二）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的酝酿发展消费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危机仅仅是更大的危机的一个预演。左翼学者普遍认为，即使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衰落可以避免，但是后疫情时代西方民主的衰退将不可避免，乔姆斯基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视为由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文明的危机”③，自由市场和公司的意识形态避免将病毒控制引入利润的黑洞，公众的健康是“可消耗”的生产成本。欧洲和美国政府在复工和隔离之间摇摆不定表明在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协调方面，资本主义的国民、政府和企业处在难分胜负的博弈之中。病毒的肆虐最终将促使大众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三）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所受到的动摇根据公共卫生专家的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将在全世界持续数月甚至数 ①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Ａｎｔ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ｔｔｐ：／／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ｏｒｇ／２０２０／０３／ａｎｔ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 ② ＩＣＯＲ，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ｏｒ．ｉｎｆｏ／２０２０／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③ ＣｈｏｍｓｋｙａｎｄＰｏｌｌｉｎ，ＴｏＨｅａｌＦｒｏｍ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ｅＭｕ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ｓ：／／ｔｒｕｔｈｏｕ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ｏｍｓｋｙ－ａｎｄ－ｐｏｌｌｉｎ－ｔｏ－ｈｅａｌ－ｆｒｏｍ－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ｅ－ｍｕ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ｅ－ａ－ｄｉｆ  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０５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科学预言，新自由主义第一次面对非战争的外部威胁，如果说冷战使得新自由主义者欢呼战胜了它的社会主义对手的话，那么今日的西方世界很可能没有机会宣布同样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全球循环过程被悲剧性地中断之后，每一个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面对着同样的赤裸裸的生命事实———生存，向左还是向右？安德烈 · 皮凯拉斯（Ａｎｄｒ é ｓＰｉｑｕｅｒａｓ）提出了被西方世界假装看不到的问题：“如果疫情真的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瘫痪，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竞争和私利能使人类免受疫情、战争、饥饿和气候变化的侵袭，摆脱自我毁灭的结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许是时候关注一下中国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可行性。”① （四）社会主义应对疫情的绩效在世界内获得了怎样的肯定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沃德（ＢｒｕｃｅＡｙｌｗａｒｄ）在考察武汉后感慨道：“我看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家庭、社区、甚至整个世界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②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正是社会主义这个本质规定性使得中国成功应对了疫情带来的灾难，并给世界各国提供了科学和有效控制疫情的模式。卡洛斯·马丁内斯（ＣａｒｌｏｓＭａｒｔｉｎｅｚ）以“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为题，详尽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击败新冠病毒的三个重要原因：第一，社会主义与高端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对病毒的全面监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以及广泛被普通人使用的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保证了对每一个可能病患的及时追踪和隔离；第二，自上而下的高度协调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高层的科学决策能够贯彻到基层社会；第三，免费和强制性的全民“战 ① Ａｎｄｒ é ｓＰｉｑｕｅｒａｓ，ＣｒｉｓｉｓＭｕｎｄｉａ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Ｍｏｒｉｂｕｎｄｏ：ｕｎＣó ｃｔｅｌＭｏｒｔａｌ，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ｓ．ｐｕｂｌｉｃｏ．ｅｓ／ｄｏｍｉｎｉｏｐｕｂｌｉｃｏ／３１２２８／ｃｒｉｓｉｓ－ｍｕｎｄｉａ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ｍｏｒｉｂｕｎｄｏ－ｕｎ－ｃｏｃｔｅｌ－ｍｏｒｔａｌ／． ② ＡｊｉｔＳｉｎｇｈ，Ａｍｉｄ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ｒｉｓｉｓ，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ＵＳ－ｌｅｄ，Ｎｅ  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ｔｔｐｓ：／／ｍｒ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２０２０／０３／３０／ａｍｉｄ－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ｒｉｓｉｓ－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ｕｓ－ｌｅｄ－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５５时”医疗福利保证了每一个公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①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经过疫情考验在世界获得了怎样的传播抗疫的成效也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成效，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在原则高度树立下全国抗疫的基本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也要对世界人们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联合二百三十多个世界政党就加强国际联合，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出联合倡议，呼吁“各国应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相互支持和帮助，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等，汇集全球的资源和力量，坚决打败病毒这一人类的共同敌人”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被新自由主义体系高度拒斥，但是却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共产主义者所欢迎。美国共产党在一份官方公开信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全球抗疫斗争中的重要角色高度赞扬，称中国共产党从公共健康而不是从利润出发，采取大规模检测和隔离手段，迅速有效动员全国资源应对危机。③ 英国共产党领袖罗伯特·格里菲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表示：“这封公开信继承了争取和平、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秀传统。”④ （六）如何通过现实对比确证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韦托·莫雷诺·罗哈斯认为，抗疫斗争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高效治理模式，短时间内调集全国医疗资源援助武汉，同时断然实行全城隔离，更为重要的是为所有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避免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工人世界党官网发表 ① ＳｅｅＣａｒｌｏｓ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ｉｎＷｕｈａｎ：Ｈｏ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ｓ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ｔ  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ｖｅｎ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ｒｇ／２０２０／０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ｉｎ－ｗｕｈａｎ－ｈｏ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ｓ－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ｖｉｄ－１９／． ② 新华社：《世界政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呼吁》，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  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０４／０２／ｃ＿１１２５８０６８６０．ｈｔｍ。 ③ ＳｅｅＲｏｓｓａｎａＣａｍｂｒｏｎａｎｄＪｏｅＳｉｍｓ，Ａｎ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ｒｉｓｉ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ｐｕｓａ．ｏｒｇ／ｐａｒｔｙ＿ｖｏｉｃｅｓ／ａｎ－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ｒｉｓｉｓ／． ④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Ｄａｉｌｙ，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Ｓｉｇｎ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ｔｔｐｓ：／／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ｋ／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ｓｉｇｎ－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 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０５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文章称，社会主义的基础帮助中国战胜新冠病毒，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决策不是依据如何维护百万富翁们的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福利，这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① 皮凯拉斯的观点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向我们展示了‘人人平等’的计划性经济体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未知的病毒。现在，来自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医疗救援队已经到达意大利，帮助他们抗击疫情。西班牙也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②中国和古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内传播被控制之后，开始着手提供国际援助，这正是一种破除了意识形态返利和国家利益鸿沟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而西方世界至今没有认真对危机中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文明行为作出认真的评估，却依然采取了将国内矛盾焦点转移到国外，特别是转移到中国身上的以邻为壑的政治策略，这一方面会迟滞西方世界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智和长远举措，另一方面也在透支和窒息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力。 ① ＳｅｅＳａｒａＦｌｏｕｎｄｅｒｓ，Ｈ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ＢａｓｅＨｅｌｐ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ｂａｔ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ｒｇ／２０２０／０２／４６１２８／． ② Ａｎｄｒ é ｓＰｉｑｕｅｒａｓ，ＣｒｉｓｉｓＭｕｎｄｉａ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Ｍｏｒｉｂｕｎｄｏ：ｕｎＣó ｃｔｅｌＭｏｒｔａｌ，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ｓ．ｐｕｂｌｉｃｏ．ｅｓ／ｄｏｍｉｎｉｏｐｕｂｌｉｃｏ／３１２２８／ｃｒｉｓｉｓ－ｍｕｎｄｉａ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ｍｏｒｉｂｕｎｄｏ－ｕｎ－ｃｏｃｔｅｌ－ｍｏｒｔａｌ／．总报告把握中国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担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重任—０５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