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310期.pd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310 期 2020 年 8 月 31 日 ※※※※※※※※※※※※※※※※※※※※※※※※※※※※※※※※※※※※※※※※※※※※※※※※※※※※※※※※※※※※※ 目 录 【论 文】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民族”内涵再思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表彰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 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 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笔谈）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 叶 江 张少春 麻国庆等 孔 元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民族”内涵再思考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表彰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 江2 叶 提要：本文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9 年 9 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基础上，对与此重要论述相关的中文“民族”概念内涵 的层次性展开讨论。本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更为全面、深刻地阐 述了 30 余年前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和实现我国民族事 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族；中华民族；56 个民族；多元一体；民族事务治理。 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了重要讲话，对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的民族工作所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全面、 深入的分析，为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国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这一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 大优势。” 【1】p.4 并从“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 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2】p.4-6 等四 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深刻内涵，实质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说的 理论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民族理论，并有力地夯实了我党和我国的民族政策理论基础。 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该重要讲话中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基础上，本文将对与此 重要论述相关的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层次性展开讨论，以期廓清“民族”概念的模糊性，更 为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为推进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某些 学理上贡献，并祈盼各方专家学者及实务工作者们的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应如何厘清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 长期以来，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界乃至一定程度上在民族事务实际工作领域，对中文“民族” 概念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分歧。虽然，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民族问题学术界基本认可中 文“民族”概念并非“舶来品” ，即就如郝时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文‘民族’一词不见于中 国古代文献，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外来词，这一通行多年且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缺乏 证据……‘民族’一词不属于‘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 但是，原本就在中国产生的中 【3】 文“民族”一词的内涵为何则至今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国内相当部分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们认 为：中文“民族”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既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又有很大 的模糊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作不同的理解。”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看法似乎有一定的根据， 【4】 因为中文“民族”概念“并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概念， 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 1 2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1-6 页。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 概念。” 【5】p.5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漫长的历史流变，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历 史学界、民族研究学界、政治学和社会学界等对中文“民族”概念展开全面研究达 70 年，且在 全国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厘 清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抑或继续保持中文“民族”概念的模糊性？ 实际上，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通过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论说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中文“民族”概念的模糊性做了澄清。费孝通先生在 1988 年参加香 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紧接着， 1989 年《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费先生的这一重要论文。费先生在该论文中明确指出：“我将把 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 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 十分明显，费孝通先生已 【6】 经相当明确地去除了中文“民族”概念的模糊性，即将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清楚地界定为： 包含两个层次的人们共同体，而这两个层次的人们共同体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其中第一个层次 即一体层次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而第二层次即多元层次则是指共同构成中华民族 的“56 个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也正是在厘清中文“民族”概念内涵两层次性的基础上，费孝 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说。 然而，应当承认即使在费孝通先生明确地用两个层次来界定中文“民族”概念，从而提出其 重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界并未完全接 受中文“民族”概念的两层次说。概括而言，国内相当部分民族问题研究者们认为，“汉语‘民 族’概念的内涵在纵向上包含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在横向上以单一民族为基本单位，并延伸 到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 。从学术层面而言，全面深入地探讨中文（也即通常所说的汉语） 【7】 “民族”概念内涵的复杂性乃至模糊性，确实应该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有机环节。但是，问题 在于，在系统地探讨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翻译方面的诸种原因而导致中文“民族” 概念内涵十分复杂之后，我们应该从学术层面继续竭力保持乃至进一步将中文“民族”概念的内 涵模糊化，还是应该更为学理化地对之做厘清，以推进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并更好地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服务？ 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界，应该更好地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 说，更为努力地厘清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运用“民族”概念的两层次性来展开民族问题研 究。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所发表的重要 讲话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其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习总书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述与“民族”概念两层次内涵 在 2019 年 9 月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发历史、现状及未来，在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既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 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9】p.4 的同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十分明晰地廓清了中文“民族”概 念内涵的两层次性。 首先，在阐述“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和“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 【10】p.4 写的” 这两大观点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古至今，在我们伟大祖国锦绣河山的开发、中国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建构中华民族的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 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并且，“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 统自居。” 【11】p.5 这充分显示出：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是我国各民族先民共同开 发建设而成；二、我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同时，这也就意味着， 2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中文“民族”概念始终清晰地表述着两个层次的 涵义，也即费孝通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中所提出的多元层次的“民族”和一体层 次“民族”这两层含义。毫无疑问，所谓多元层次的“民族”概念指的就是今天我国的“56 个 民族”层次的“民族”，而一体层次的“民族”概念则是指由多元层次“民族”共同建构的“中 华民族”层次的“民族”。十分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华民族的疆域和共 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的精辟论述，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彻底厘清了中文“民族”概念内涵 的两层次性，是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 其次，通过全面系统地论述“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和“我们伟大的精神是 【12】p.5-6 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这两大理念，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 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 的强大精神动力。” 【13】p.6-7 很明显，不论是互鉴融通、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还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是由构成中华民族的我国各民族，也即费孝通先生所云的多元层次 的“民族”共同创造和培育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总书记在全面论述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 文化，以及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时，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两层次性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构 成中华民族的我国多元层次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共性，以致完全不讨论我国的多元层次“民族”是 否由更多所谓的“民族支系”所构成。这也就意味着，从中华文化的创造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的培育这两个方面看，中文“民族”概念在横向上所表述的也是两个层次的内涵——多元层次的 “民族”概念内涵和一体层次的“民族”概念内涵。 最后，《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 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一部分 【14】p.4-7 ，习近平总书记共 28 次用到中文“民 族”一词，其中用以表述一体层次“民族”共 10 次，表述多元层次“民族”共 18 次。在用“民 族”一词表述一体层次“民族”的 10 次当中共有 8 次用于表述“中华民族”本身，1 次用于表 述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1 次用于表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在 18 次用“民族”一 词来表述多元层次“民族”中，共 13 次用于表述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1 次用于表述 “民族大融合”，1 次表述“多民族国家”，1 次表述“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1 次表述“边疆 民族”，1 次表述“少数民族” 。十分明显，习总书记在这一部分论述中所提到的“各民族”、“民 族大融合”、 “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少数民族”和“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中的“民族” 一词均指多元层次“民族”，也即当前我国“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这说明习总书记在全 面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和现实时所用的中文“民族”一词清晰地表述了两个层次意涵— —一体层次，即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意涵和多元层次，即我国 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意 涵，而并未将“民族”一词用于表述这两个层次的“民族”内涵之外的任何意涵。 实际上，不仅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部分，而且在整篇《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非常明晰地用中文“民族”一词表述“一体”与“多元”两个 层次的“民族”概念内涵。其中“中华民族”、“一个民族”、“民族独立”等词语中的“民族” 一词所表述的毫无疑问就是一体层次的“民族”意涵；而“少数民族”、“民族政策”、“民族 压迫”、“（各）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工作”等词语中的 “民族”一词则明显表述多元层次“民族”意涵。此外，讲话中所提及的诸如“民族理论”、“民 族问题”和“民族团结”等词语中的“民族”一词同时包含了一体层次“民族”和多元层次“民 族”概念的内涵，但是却并不隐含这两个层次的民族内涵之外的任何意涵。这也就意味着，至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党和国家有关民族问题的文件中所使用的“民族”概 念要么是指“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要么就是指“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对此我 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 3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在该《决定》的“总体要求”部分明确指出：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15】 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从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看，中文“民族”所表述的是我国“各民族”——多元层次“民族” 和“中华民族”——一体层次“民族”两个层次人们共同体的内涵，即“它们虽则都称‘民族’， 但层次不同。” 【16】 同时，这也与习总书记在全面论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过程中所使用“民族” 一词的方式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决定》在“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部分具体地提出：必须“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 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17】 毫无疑问，这里所提出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民 族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努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9 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表彰会 上的讲话》，其中尤其需要深入学习和领会习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而清晰 地理解中文“民族”一词的两层次性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则应该是把握习总书记该重要讲话精 神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础。 三、厘清“民族”概念的两层次内涵 有利于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更为全面、深刻地阐述了 30 余年前费孝通先 生所提出的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中华民族所包括的 56 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 华民族是一体。之所以说习总书记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述更为全面和深刻，是因为习总书记 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以及促进我国民族团结事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来讨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并由此而进一步厘清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换言之，恰恰就是通过 全面深入地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并且由此而确定了我国的民族事务和民 族工作与既相互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体层次和多元层次两个层次的“民族”相关联，习近 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明确提出 了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很明显，只有紧紧抓住这 一主线，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我国多元层次的 56 个 民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从而在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促进各民 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平等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首先，从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出发，明确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 两层次性，即将中文“民族”概念廓清为一体层次（中华民族层次）与多元层次（56 个民族层 次）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人们共同体，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为何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论述，我国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是由多元层次的“56 个民族”所构成，因此，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看，在多元层次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更为有效地通过“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8】 等，来加强我国各多元层次民族对一体层次民族中 华民族的民族认同。 这也意味着，第一、《决定》所提出的“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驶自治权”就是通过行驶 4 1 自治权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民族更为自觉地增强“五个认同” ，其中尤其是增强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因为根据中文“民族”概念的两层次内涵，具有自治权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各多元层次的 民族都是构成我国一体层次民族——中华民族的成员，多元层次民族的自治与对一体层次民族的 认同由此而有机地相互联系了起来；第二、《决定》所强调的“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就是通 过对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保障来促使我国多元层次的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充分认识到，正是因 为自己是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其作为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才能得以保障，在我国内部任 何游离于中华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是难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第三、《决定》所坚持的“巩固 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就是通过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本质，从而促进多元层次的各民族在深层次上认同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因为只有深 刻地认同自己的中华民族身份，多元层次的各民族才能自觉地实现相互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而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则又会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这显示出，实际上当前实现我国民族治理体系以及民族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就是通过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建构乃至强化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过程。 其次，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论述的指引下，清晰地将“民族”概念表述为： 第一、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和第二、构成中华民族的我国 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两个层 次的“民族”意涵，将十分有利于我们在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19】 随着明确地将“民族”概念解析为两层次性，即在我国“民族”包含着 两个层次：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多元层次的 56 个民族，我们就能清晰地认识 到我国的 56 个民族，不论是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不论其人数的多少都是完全平等的民族， 因为他们是处于同一层次的民族，并且在同一的层面共同建构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这也就意味 着，正是在共同建构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作为多元层次的我国 56 个民族相互之间的 平等性才得到了实质性的体现，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最为重要的特色恰恰就是体现 在我国多元层次的 56 个民族相互之间的完全的一律平等之上。 厘清“民族”概念的两层次性不仅从理念上奠定了我国各多元层次民族相互一律平等的基础， 而且也在实践中促进了我国 56 个多元层次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正是由于我国 各多元层次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建构了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我 国各民族提供了相互间紧密合作、共同团结奋斗的共同舞台，并且也使得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成为可能。这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说明，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确立的“民族”概念的两层次性 与在我国民族事务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再次，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而全面厘清“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 性，对“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当年在推出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说时，虽然清晰地将中文“民族”概念划 分为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和构成一体层次民族的 56 个多元层次的民族，但是却特别强调汉民族 在建构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费先生认为：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凝聚核心。 1 【20】 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受费孝通先生这一多元层次民族中存在着汉民族“核 在 2014 年 5 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 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 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参见《“五个认同”：从思想上增 强各民族大团结》，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824/201710/1a269b48e7b54125a3e1216c97597d2d.shtml 5 心”观点的影响，国内相当部分民族问题研究者进一步将我国的 56 个民族分为“主体民族”—— 【21】 汉民族和“非主体民族” ——少数民族。 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则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 述中明确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 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 【22】p.4-6 这 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建构中华民族的 56 个多元层次的民族，在开拓中华民族的疆土、书写中华 民族的历史、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的过程中，始终是不分核心和边缘、 主体和非主体的，即我国多元层次的各民族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建构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 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更为清晰地表述了“民族”概念的两 层次性以及多元层次民族之间的平等性，即由于中华民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建构的，因此我 国的多元层次民族不能被划分为“核心民族”和“非核心民族”或被划分为“主体民族”和“非 主体民族”。这也就是说，将我国的“56 个民族”分为“核心民族”或“主体民族”的汉民族 和“非核心民族”或“非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既不利于我们真正地认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述 中的“民族”概念的两层次性，也不利于我们认清中华民族的真实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只 有坚持所有的 56 个多元层次的民族是不分“核心”与“非核心”、“主体”与“非主体”，才 能真正做到“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3】 因为很难 想象在“核心”与“非核心”、“主体”与“非主体”的民族之间能有效地创建和推进民族团结， 以及名副其实地实现相互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最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而将“民族”概念的内涵确定为一体 和多元两个层次，并且强调我国 56 个多元层次民族是完全平等，不分“核心”与“非核心”、 “主体”与“非主体”，将十分有助于在推进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 “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 想基础。” 【24】 十分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 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在新时代的全面体现。这也就意味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9 月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认真领会其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应当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我国民族事务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 传教育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可靠保障。由此可见，厘清“民 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把握我国一体层次民族——中华民族与多元层次民族——56 个民族 之间、以及 56 个多元层次民族相互之间的两层次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前提。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的简要结论。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发 表的《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其中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 论述对厘清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意义，显示出我们在使用“民 族”一词时必须分清其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为“一体层次”即“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 其二为“多元层次”即我国“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第二，《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 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 【25】p.4-7 的” 。四个方面更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说，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更为明晰地廓清了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第三，习总书记在 全面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和现实时所用的中文“民族”一词清晰地表述了两个层次意涵 ——一体层次即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意涵和多元层次也即我国 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意 6 涵，因此，在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事务工作中应该十分注意中文“民族”一词具有两层次 内涵，并且在使用“民族”概念时，时刻注意这两层次内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四，习近平总 书记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以及从促进我国民族团结事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来讨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因此更为全面、深刻地阐述了 30 余年前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文“民族” 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而这显然有助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第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而厘清的“民族”概念两层次内涵，对 推进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因为据此可以更为明确地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以及通过强调我国多元层 次的 56 个民族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不分“核心”和“非核心”或“主体”和“非主体”而 共同平等团结地建构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2】 【8】 【9】 【10】 【11】 【12】 【13】 【14】 【22】 【25】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 社，2019。 郝时远. “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民族研究》2004(6)。 【4】 【7】 何叔涛.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民族研究》 2009(2) 【5】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16】 【20】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 【15】 【17】 【18】 【19】 【23】 【24】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5/c_1125195786.htm 【21】 周平，“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3】 【论 文】 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 1 张少春2 提要：族类称谓的类型、制作及不同时期涵义的演变，反映了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族际 政治的结构变化。文章尝试走出自称与他称的传统二分，以官方称谓引入国家对族类称谓的影响， 把族类称谓分为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官方称谓与自称和他称的关系 出发，整理了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三种背景下我国族类称谓相互转化 和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况，尝试厘清不同时期称谓演变背后的原则和脉络。称谓制作与演变背后， 是意识形态、族体政治与民族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 历程。 关键词：族类称谓；自称；他称；官方称谓 1 2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7-14 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7 族类称谓1是族类、族体、民族的外在符号，是民族交往的产物，也是民族关系的直接体现。 称谓的类型、制作2及不同时期的演变，构成民族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历史文献中存在纷繁复 杂的名号，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称谓，学者们在田野调查中也经常会发现一个群体有 多种称呼。这些称谓及其涵义的演变，反映了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族际政治的结构变化。 但是已有的研究在使用称谓考察民族源流、民族交往、民族关系的时候，大多没有对称谓内部的 不同类型进行系统区分。本文尝试对自称、他称和官方称谓进行区分，以官方称谓引入国家在称 谓制作中的影响，进而考察不同情境中我国族类称谓的相互转化和发展演变。 一、族类称谓的类型 在族类称谓的研究中，常见的分类是依据“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分为自称与他称。国 家或者主导政治机构所给予的官方称谓3作为外部赋予的称谓，往往也被作为他称。但是官方称 谓因为与政治和制度的密切关系，反映着政权规划的族类体系，影响着特定的族际关系，不能简 单与其他种类的他称混为一谈。因此，本文尝试把族类称谓分为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三种类型。 自称是一个族体对于我群的称呼，主要反映的是一个族体关于自身社会文化的认同，包含了 这个群体对于自身历史命运、社会关系、文化风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认知。自称背后代表的是 一个族体以我群的社会和文化为标准，观察分类周边族体所形成的族类知识系统，我群是这套体 系的中心。 他称是周边或者外部族体对于一个族体的称呼，描述了该人群特殊的生活习惯、经济生活、 居住环境，也反映了当地族体交往的历史。他称背后是周边族体观察分类的族类体系，我群在这 个系统中作为他者而存在，处于边缘的地位。 官方称谓或源于自称，或源于他称，但都需要经过国家的认定以取得权威性地位。实现这一 权威性认定的也不一定是国家，还可能是那些掌握着政治力进行族类划分和管理并以此为依据分 配资源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官方称谓的考察有助 于我们理解族体与国家的关系，它们往往是国家与族体互动博弈的产物，体现了族体在官方族类 体系中的地位，是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践的历史产物。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就曾不断地制定出各 种有关族类的官方称谓，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记录和礼仪。而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 国家进一步赋予民族的官方称谓前所未有的权威地位，其所标识的身份与人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 内部各个领域的活动紧密相关。官方称谓背后的族类体系是外部的国家观察与确认的结果，反映 了具有权威性的族类关系和分类，代表了国家族类治理的原则、制度和政策。当代还表现为通过 学术的、政治的权力运作而制定出来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民族知识”。 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标识出三种不同的族类知识系统，而这三套族类知识系统的区别不是 绝对化的，它们往往并存于民族交往互动过程中，三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界定、描述和指导 族体在不同交往层次中的互动。具体地，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之间的转化是更为常见的现象。 自称可能转化为他称；自称或他称经过国家的认定可以作为官方称谓；他称也往往被人们接受为 1 与族类称谓相关的概念还有族体称谓、民族称谓。以核心概念来看，族类指的是因政治、文化特殊性而被归类 的人群，即类族辨物；族体指的是一个具有特殊族性的人类共同体；民族则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与 民族国家联系密切的政治化人类集团。三种定义中的人群有所不同，因此其称谓也有差异，本文主要使用族类 称谓以便将历史上的各种称谓都涵盖进来。 2 称谓的制作不仅仅是自然地“形成”，其中有很强的政治意涵，是特定政治实践的产物。但也不是“创造”，称 谓往往是在旧有的各种资源基础上加工出来，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因此本文主要使用“制作” 。 3 官方称谓，即国家或政权所制定的族类体系中的称谓，与国家内的政策、资源、权益相联系，因而具有官方赋 予的权威性。 “民族”是近代民族主义之后的产物，只在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称谓体系才确立起来。在此之 前，历代封建王朝也曾不断地形成各种有关族类的官方称谓。 8 本族体的自称；历史上的官方称谓经过民族交往也可能成为后来的自称或他称等等。因此称谓的 发展、转化和关系，可以透视出不同族类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 对于族类知识的理解，人类学有关知识论的研究颇有帮助。列维·斯特劳斯从知识生产者的 角度提出，人类学研究中存在两种知识：一是“意识模型” ，就是该文化的“土模型”，主要指一 个社会或文化中未经加工过的现象集合，即该社会还没有精心制作模型去解释和证明，现象和结 构埋的并不是很深，往往表现为“集体意识”。二是“无意识模型”，即外部的人类学者通过观察 所建立的知识，现象的结构组织和系统特征明显，往往是为了解释现象而建立起来的[1]（P.302-304）。 前者表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结丛，而后者是从前者中分离出来的有全局意义的层面。在这两 个类型中，自称与他称背后的族类知识系统可归于“意识模型”，指涉的都是一个族体对于他们 自身和周边群体的直接认识，是由当地人自己制作出来的。这些认识通过他们的日常体验和文化 传承而来，有一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边界。而官方的族类体系脱离了这种具体的限制，是外部 的政治力量为认识和处理治下的族类多样性而制定出来的，往往有明确的标准或原则以求将多样 性纳入一定的结构关系之下。 在称谓由谁制作的问题之外，再有就是如何制作。我族、他族和国家三个制作主体之间的观 察距离是有差别的，族体自身和周边族体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系统当中，形成了共享的地方性知识。 而国家相对于族体不仅仅是外部的，同时还具有超越族类群体的权威性，因而对于族体的观察必 然是宏观的。所以在知识制作者之外，还存在观察距离的问题。正是从观察的距离出发，格尔兹 将田野知识分为“近经验”与“远经验” 。“近经验”是指“可以自然地、不费吹灰之力地用来说 明他和他的同伴看到、感受到、想到、想象到……是什么东西的那些概念”[2]（P.68），往往是从日 常世界可以直接感知或领会的细节性知识与直观的文化现象阐释；而“远经验”是“用来达成其 科学上、哲学上、实践上的目的的那些概念”[2] P.72 ，指抽象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所建立的系统性 （ ） 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自称与他称背后的族类知识系统可归于“近经验”，是人们对于自身和周 边族体近距离观察的产物；而官方族类体系则属于“远经验”，是从多民族国家如何形成稳定治 理机制的角度所制定出来的宏观知识。 经过上述对族类称谓类型和他们所表征的族类知识系统的整理，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 称谓的考察，需要认识到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背后有三个不同的主体，分别对应我族、他族与 国家。三个主体进而衍生出三种关系，分别是我族内部的关系、我族与他族的关系、我族与国家 的关系[3]。所以称谓及其所反映的族类知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我看我”、“他人看我” 与“国家看我”的产物。在看与被看相互观察认识的过程中理解称谓，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 三个主体怎样制作称谓，事实上没有一种称谓由一方单独制作出来的，大多应该是各方互动的产 物；二是它是被体验到还是抽象出来，即观察的距离问题。这里的“距离”既可以是空间的、政 治的，也可以是文化的、社会的。依靠这些标准，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文献、田野和网络上 的各种称谓。本文拟从制作者和观察距离两方面着手，尝试讨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时期、新中 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族类称谓及其演变。1 二、封建王朝时期的族类命名 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不断有族体、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在历史典籍中留下了丰富的称谓记录。有学者指出古代汉文典籍中，有关非汉族类的名称从词汇 结构上来看，有两种情况。一是共名在前，别名在后，如越骆、越摇、越沤；另一类则是别名在 1 本文选择这三个历史时期是因为文化、政治、市场在这三种情境下的称谓制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透视 文化、政治、市场三种因素分别如何影响族类称谓的演变。当然，这样的分类难免简单化，特别是历史时期我 国的族类称谓演变实际上非常复杂。 9 前，共名在后，例如骆越、摇越、瓯越。前者是较为忠实于民族语言的写法，后者则是记录者转 译处理以后的结果。[4] 从现代调查的材料来看，这一观点大致是成立的。例如，“傈僳”与“鲁庶扒”均是傈僳人 的笼统自称，其内部有三大支系：一是黑傈僳，自称为“栗庶能”与“尼那扒”；二是白傈僳， 自称“傈僳铺”与“勇伯扒”；三为花傈僳，自称“傈僳迦楞”与“楞梅扒”。这些自称均来源于 傈僳语，其含义用汉语直译过来就是“傈僳黑”、 “傈僳白”和“傈僳花”。而汉人所称的“傈僳” 是该人群自称的音译，在汉文书写系统中有栗粟、力苏、力、傈僳、力些、力梭、黎苏、狸苏、 粟敕等近十种写法[5] P.1-5 。不难看出，在自称向他称转变的过程中，共名与别名的结构发生了变 （ ） 化。民族语言中的“傈僳黑”、“傈僳白”和“傈僳花”转变为更符合汉语文习惯的“黑傈僳”、 “白傈僳”和“花傈僳”。 这是古代中国非汉族类命名的第一步，也是自称转变为他称的过程。由于许多非汉族类没有 自己的文字系统而只能依赖口传，所以汉文典籍中记录下来的称谓就成为溯源研究的重要依据。 在官方称谓命名的历史脉络中，汉字书写系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或采用自称的音译，或沿 用古代的方位称谓，或根据生计方式等生造一些汉字来制作非汉族类的他称。在用汉字记录的他 称中，还要注意两种现象：一是随着族际关系的变化，同一称谓的汉字书写会发生变化。比如德 昂族的他称先后有“勃弄”、“波笼”、“波龙”、“崩龙”和“德昂”等不同写法，与这个群体在地 方政治不同时期的地位有关[6]。二是随着汉语发音的变化，同一称谓的汉字写法发生了变化。比 如苗族祖先先后被记录为“苗”“髳”“猫” “苗”，随着汉字发音的变化，原来出自自称的“mao” 转变为“miao”[7]，他称与自称之间才发生了变化。在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民族交往过程中，自称 和他称不断发生变化，记录在汉字书写系统中的称谓也多种多样。 当然，并不是汉文记录中所有的他称都能作为官方称谓，只有那些被官方认可、纳入官方文 献系统的汉文他称才是具有权威意义的官方称谓。历史上非汉族类命名的第二步，就是他称向官 方称谓的转变。非汉族类称谓政治性的获得与其所代表的人群加入历史中国的进程和程度联系在 一起。官方称谓表征了他们与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关系，也体现出他们在传统封建王朝治 理体系中的位置。这在二十四史“四裔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族类知识制作者的角度出发，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大多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想，在分族编类 过程中的主要原则就是“华夷之辨”。“中国”与“诸夏”、“华夏”同义，同周边的“蛮、夷、戎、 狄”相对而称[8]（P.81）。《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是较早系统介绍族类区分的典籍。这里的“四夷”只是泛称，其内部包含了数量众多的族类，概 说起来就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尔雅·释地》）。但是“华”与“夷”的区分从来就不 是绝对的，“蛮夷戎狄”如果接受了“华夏”的文明方式就是“华夏”，“华夏”如果接受了“蛮 夷戎狄”的文明方式就是“蛮夷戎狄”[9] P.43-44 55 ，可见文化标准比如语言、习俗和礼仪是区分 （ ， ） 族类的首要标准[8] P.84 。根据儒家设想的理想模式，以中原汉人的文化、礼仪和制度为标准来对 （ ） 不同的族类集团进行分类的族类观也被称为“儒家民族观”[10]或“传统民族观”[11]。 南北朝、辽、金、元、清时代也面临区分族类的要求。虽然这些政权基于其特殊的政治关系 和族类关系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但是他们基本都继承了儒家族类观并以此维持其治统道统的合 法性[12]。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往往通过血缘追溯或道德教化把自身作为“华”的一份子，然后把 更边缘的其他族类作为“夷”。事实上，追求“华夷之辨”的传统族类观正是在南北朝、辽、金、 元、清等族类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不断继承和发展，最终达到“华夷一统”的高度[13] P.81-117 。从 （ ） “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古代中国的族类观念随着民族交往和政治整合的发展而变化，但 以文化区分族类是封建王朝族类观的主要内容[14] P.309 。受这种传统分类的影响，贵州在 20 世纪 （ ） 50 年代民族识别之初，仍以“苗”的泛称作为少数民族的官方称谓。比如“仲家苗” 、“侗家苗” 和“水家苗”后来分别被识别为布依族、侗族和水族，实际上他们与苗族关系并不大[15]。 10 从观察距离的角度，封建王朝治理体系中的族类区分又有“生”与“熟”的差别。比如“生 苗”与“熟苗”、“生瑶”与“熟瑶” 、“生黎”与“熟黎”等称呼，主要区别的是非汉族类内部的 不同群体。判断“生”与“熟”的一个标准是非汉人群接受汉文化风俗及其与汉人交往的程度， 比如海南岛的黎人中“生黎兽居其中，熟黎环之。熟黎能汉语，常入州县贸易，暮则鸣角结队而 归。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见”[16] P.286 。另一个标准是边疆人群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程度，比 （ ） 如台湾土著中“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17] P.295 。这里的“熟”除 （ ） 了接受汉文化和国家治理的“夷狄”，也有很大部分是迁往民族地区定居的汉人，即非汉族体中 的“汉人成分”[8] P.169-173 。可见“生”与“熟”的区分主要服务于政权的地方开发政策，体现了 （ ） 边疆地带人群与国家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的，更多是政治和文化标准上的。比如，清代的政府文 书一般依据归化程度和汉化程度把台湾“原住民”细分为“生番” 、“熟番” 、“归化生番”和“土 番”、“野番”等等。其政策目标均在于使“夷”变为“番” ，使“生番”变为“熟番”，最终实现 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18]。与此类似，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有“蛮悉改 流，苗亦归化”的表述。其中的“苗”和“蛮”就代表着国家眼中苗疆的两类族体。前者是业已 被历代王朝征服且有土官、土司的“熟苗”，后者则是未经改造、不服统领的“生苗”[19]。在“生” 与“熟”的内部仍然可以做进一步区分，如“黎有二种，五指山前居者为熟黎，山后为生黎。熟 黎亦有二种，与生黎近者为三差黎，与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16] P.288 ，显然延续的是 （ ） 上面提到的治理精神和文化原则。 这些区分族类的做法，依据的核心原则正是文化上的标准，但也不是简单的“文化化”[20]。 文化，特别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在汉以后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部分。传统“华夷观” 以汉人或中原的社会与文化为标准建构的分类体系，其理论是汉人/中原中心主义的。从历史上 中原政权给非汉族体名称加上“虫”或“犬”字边，到以“生”与“熟”对周边族体加以区分， 都可见称谓背后的政治含义。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也看重称谓的汉字书写符 号所隐含的政治意涵，比如强调以“彝”代“夷”[21] P.30 。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称谓整合 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官方称谓主要来自历史典籍中的记载，如上文提到的称谓可能多数还是他 称。这些他称因为政治实践和民族交往，也逐渐为少数民族所接受并成为他们追溯族源、对外展 开交往的自称[8] P.7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少数民族新的官方称谓主要为流行于当地的自称[22]。 （ ） 自称上升为官方称谓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整套的民族体系，是一系列政治实践的产物，其中标志性 的事件就是民族识别。民族识别和后来的社会历史调查活动是近代以来我国境内族体“民族化” 进程的延续，也是民族主义兴起后中国知识界建立民族知识系统之努力的延续[23]。其结果是原来 的汉人、满人、蒙古人、回回和藏人，转变为今日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信仰伊斯兰 教的民族）、藏族等具体的民族。1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状况不清的现实情况为国家落实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 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造成了障碍[24]（P.107）。1953 年我国开展了首次人口普查，汇总登记下来的民族 1 从国家/政权赋予称谓权威性的角度，官方称谓在封建王朝和现代国家都存在，但事实上两个时期存在一定的差 异。封建王朝的官方称谓多是“类称” ，族本身就是族类，对于族体没有明确的界限；现代国家受民族主义的 影响，可称为“族称” ，指向相对明确的族体。经过民族主义的启蒙，原来作为“族类”的人群集团走向“族 体” ，具有了民族的意义。不同族类在“民族化”的过程中步调也不一致，比如汉、满、蒙、回、藏早在五族 共和之前就具有了政治意义，而南方有些人口较少的民族确定族体的历史则较晚。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有些民 族是一开始就直接确认的，有些则是后来才确认的。 11 称谓多达四百多个。其中有的称谓系泛称，比如贵州少数民族的称谓多带“苗”；有的是同一民 族内部不同支系的自称，比如彝族各支系；有的是同一民族不同居住地或不同方言区的自称，如 傣族因住地不同有“傣” 、“傣纳”、 “傣崩”和“傣雅”等自称；有的是因服饰或生活习惯不同的 他称，如苗族中有“青苗”、“白苗”、“花苗”和“牛角苗”等；有的是因信仰同一宗教而得的他 称，如“回回”、“缠回”、“东乡回”和“保安回”；有的系不同民族自报的相似名称，如“土家 族”“土族”等均带土字实则并无联系；有的是同一民族沿用了历史上不同称谓而来，如白族中 有“白子”“七姓民”；有的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形成的自称，如贵州的“南 京人”、 “湖广人”、“穿青人”和广西的“六甲人”等。1 1950 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第一阶段识别了 38 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又确认了 15 个少 数民族，截止到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确定中国有 56 个民族[25]（P.68-73）。民族识别的 成果之一就是废除了旧的官方称谓和他称中带有歧视性的少数民族称谓，根据“名从主人”的原 则，首先在称谓层面落实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民族平等原则。以 1960 年直接识别为单一民 族的普米族为例，识别该民族的依据有三：一是称谓，包括各种自称和他称；二是族体，包括人 口、地域、历史、语言、经济、心理等方面；三是政府认定[26] P.10 。称谓的确定是民族识别的第 一步，也就是“将当地民众自我认可的多种自称或他称，归入统一官方称谓中，合并同类的各族 （ ） 体为某民族”[27]。 从官方称谓制定的角度来看，国家推动的各项政治和学术活动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此 时的国家不同于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已具有崭新的特点，这也体现在它对族类的命名和分类上。 新中国首先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产物。在转型为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国家将历 史与现实中的族类群体以民族平等的新理念凝聚起来，形成了五十六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两个层次 的民族结构。新的中国也是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再是某个单一民族或其上层的政权。《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 共同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新的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起了平等、 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构成了我 国各民族的共同属性。[28]这样一个由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共同塑造出来的统一多民族国 家，必须建立起系统的民族结构以落实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理论政策主张。官方称谓作 为一个民族外在的标志，也必然要首先符合这些基本的原则和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一成立 就首先出台了废止歧视性和侮辱性称谓符号的政令[29]（P.11-12）。 由此可见，要建立具有崭新的国家特征的官方称谓体系，首先要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人 民的意愿有所掌握，就是国家需要近距离地观察、了解各族人民对于本族官方称谓的要求。民族 识别过程中“名从主人”原则的坚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当时从事民族识别的学者已经注意 到“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识别的工作只是“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 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帮助”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确定其官方称谓[30] P.157 。这里的“名从 （ ） 主人”即“官方称谓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31]。 “名从主人”的原则包含了本族人民的意愿与国家的认定两个方面，前者提供称谓素材，后 者赋予其权威性。其前提是国家经过识别划定边界，认定某个族体为一个民族。不同于传统典籍 中的称谓出自官吏、边民、商贾、文人的二手材料，民族识别中的称谓主要通过国家同民族代表 之间的直接对话而确定。国家直接同各族人民接触，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协商各民族人民与国家的 意见。1953 年贵州省为商议布依族（当时称为“仲家[布依族]” ）的官方称谓专门举办了由 27 个 市县代表参加的会议，代表们认为“‘仲家’、‘水户’、‘夷族’、‘土边’、‘本地’等名称，有的 1 整理自李绍明《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 ，载《思想战线》 ，1998 年第 1 期；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 识别》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第 100-103 页。 12 带有歧视性和侮辱性，有的容易引起误解，不利于民族团结”[32]（P.11），此次座谈会最终决定用与 自称（Buxqyaix）发音相近似的“布依”两字作为族称。正是通过这样的座谈会，才达成了民族 内部和地方政府的共识，提出了有待确认的称谓。但只有经过国务院批准，新的称谓才具有官方 称谓的地位，标示该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六个民族框架中的政治地位。 在确定民族称谓的意义上，民族识别事实上是对当时存在的各类族类称谓进行甄别筛选，选 择一些兼顾历史和现实又符合民族人民意愿的称谓由政府认定为各民族的官方称谓。在“名从主 人”原则下，首先是让被识别为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人们协商各个群体的多种自称和他称，取得 以某个名称作为整个民族称谓的共识。这个过程中需要民族成员比较各个自称、他称背后的历史 记忆、民族关系等因素，将多样化的称谓简化为一两种，然后交由中央政府予以批准认定。官方 称谓的确定是一个“名称标准化”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原本各种名称交织、地域差异明显、歧义 众多的“称谓丛”最终转变为单一可辨识的、可通约的“族称”[33]。 四、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称谓演变及其运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各族人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得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 点，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塑造出新的社会文化面貌。这些因素导致民族称谓产生了一些新的特 点：一是官方称谓逐渐走出政治生活领域，在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 在很多场合取代了原来的自称和他称；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化，为称 谓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条件，在日益密切的民族交往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称谓。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交往的一大历史背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 深入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34]。新的经济活动前所未有地将不同区域、民族、文化纳入 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之中，人、物品和文化都被纳入了商品化的浪潮之中。人的商品化带来官方 称谓的主导地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塑造出具有共同特点的劳动力，民族、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在 这个过程中被弱化[35] P.53 。市场化的就业行为打破了传统的生计方式，扩大了人口流动的范围， （ ） 使得原来多重的称谓不断简化。官方称谓因为连接着制度、法律和政策体系，取得了更广泛的社 会意义。文化的商品化同样强化了官方称谓的地位。民族文化的开发本质上是将独特的民族文化 翻译为可以为主流社会理解的符号[36]。人们使用官方称谓而不是传统的自称，是为了超越传统自 称的地方性，让更广范围内的人们都能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经过多年的教育与传播，官方 称谓背后的五十六个民族与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不仅为地方的民族旅游供给者熟悉，也为全国 的消费者所了解，正是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现成的最为便捷的参照系统。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同时也打破了原来自称与他称所 依赖的地方性社会与文化环境。相比原来细致而复杂的地方性称谓，只有官方称谓具备这个流动 的时代所要求的唯一性、互斥性和简明性特征。官方称谓日益取代了原来复杂的自称和他称，赋 予每个流动中的个体以清晰的民族身份。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自称让位于民族的官方称谓， 人们开始宣称自己是来自某地的某某族，而不是原来的某某人；人们也开始以官方称谓来称呼周 围的少数民族而不是使用原来的他称，因为双方都已经从原来的地域流动起来。比如布依族移居 城市之后，借助其血缘、地缘关系所塑造的空间景观被认为是民族的，并被命名为“布依巷”[37]。 官方称谓优势地位的获得，首先在于它们具有简化性，官方称谓所标示的清晰的身份代替了纷繁 复杂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便于人们广泛地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去。其次还在于它们具有更好的通约 性，能够把分布在广泛地域内的同一个民族人口凝聚起来，形成更清晰的集体意识，从而更好地 为群体和个体的利益发声。 但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激发各民族对群体利益的感悟和认知[38]，所以不是官方称谓简单地取 代自称和他称，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也发展出了新的称谓。共同的经济生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 13 与交流，打破了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壁垒，同时也加剧了民族之间、个体之间的竞争1。频繁的人 口流动和市场交往会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也可能会刺激或强化边界意识，固化负面的 刻板印象[39]。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会发展出新的称谓或者赋予旧称谓以新的意义，来重 新凝聚认同、组织新的群体。 以就业市场来看，民族身份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中有可能受其他因素作用而强化。在民族内部， 更多的是旧的自称和他称被重新利用，用于凝聚共识甚至形成新的组织纽带。而在民族之间，市 场竞争还可能激发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产生新的称谓，以标识彼此的竞争关系。这些新的称谓（也 可能是旧称谓的复活再造）往往带有歧视的意味，特别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虚拟空间甚至出 现了一些极端的、不符合我国民族政策的新称谓。这些新称谓虽然不可能动摇官方称谓的权威地 位，但它有可能放大民族交往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甚至可能影响到现实的民族关系，因此需要 特别引起注意。再以民族文化旅游来看，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强化官方称谓的地位，还有 可能是为了凸显民族文化特殊性而恢复原来的称谓。有些地方为了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就 有恢复、重塑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以争取“更特殊”市场地位的现象。比如，有些地方在开发旅 游业的过程中打出“羌族故里”的招牌，以同周边的“三国文化”、 “女娲文化”确立差异性[40]。 在民族内部，不同自称的支系之间也要为争取“更传统” 、“更中心”或“更正宗”的地位而展开 竞争，以求在民族文化商品化过程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族团结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 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映在称谓问题上便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官方称谓使用范围日益广泛，人们将 国家赋予的官方称谓带入日常生活的场域中并围绕这套身份和话语展开交往活动。同时在市场经 济主导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又出现了表达自身认同和区别他群的新需求，于是新的称谓不断出现。 但这一现象也不能只用市场因素来解释，官方称谓与新称谓的运用表现为行政领域民族事务与文 化事务的差异：市场领域便利性与特殊性的差异；日常生活领域集体与个体的差异；传播领域传 统媒介和新媒体的差异等等。比如在行政领域，为了争取政府有限的经费和政策资源，民族内部 也会通过强调其特殊性来获取政策资源。像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中有一部分历史上自称 “蒙古浩腾”、他称“蒙古回回”的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选择了“蒙古族穆斯林”、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等既能体现其官方称谓，又能反映其文化特色的新称谓。民族的官方 称谓与新称谓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化特征，实质上是各民族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利 益竞争。 总之，改革开放时期，各种市场竞争均有可能影响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这种影响常常在称 谓上表现出来，这个时期官方称谓运用的扩展和新称谓的出现是民族交往深化的结果。从观察者 的角度来说，官方称谓在部分情境中取代自称和他称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政府和民众双向协 商的结果。从观察距离的角度来看，这是凝视而不是远观，不管是旅游凝视还是其他种类的观察， 都是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不同于封建王朝时期远距离观察，民族识别过程中短时间的近距离考察， 当前的族类称谓是在国家和民族空前密切的互动中发展的，是在各民族人民相互之间你来我往密 切联系的条件下产生的。 结语 综上所述，从我国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后三个历史时期的称谓由来 及演变情况来看，封建王朝时期官方赋予非汉族类的名称多由汉人称呼他们的他称转化而来，是 1 相关研究参见杨荆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 ，1994 年第 5 期；金炳镐《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14 以儒家文化理想为中心制定的分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是近代以来境内各族体民族化的 高潮，国家依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把各族人民认可的称谓确定为他们的官方称谓。改革开放 以后，官方称谓作为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标签日益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一 些需要注意的新称谓。不难看出，称谓运用与演变背后是民族政治与民族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 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 当然，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有过分简化的嫌疑，族类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的由来及其转变 过程远比本文所述更为复杂。不过，从族类称谓的演变出发，可以发现官方称谓同自称或他称的 关系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如何处理一体性和多元性的问题。王朝时期的国家直接以多数民族的文 化为原则，对族类划分出中心与边缘的分类。辛亥革命后族类区分的原则从文化族类观演变为民 族主义，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从“五族共和”发展为“大小宗支”，不过是汉人中心主义的改头 换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国家成为整个中 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代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市场机制的弊端可能会 影响到民族平等团结格局，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因此需要国家不断重申中华民族大家庭由五十六 个民族共同构成，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等新因素。而新称谓的出现就是这些新 因素的直观体现。 参考文献： [1][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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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就是通过重新认定不同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而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在这个 基础上，通过国家一些整体性的政策支持，加上当地人的具体努力和实践，少数民族能有一个新 的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大家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当然，在美好生活的背后，是一个 “美好社会”的概念。 费孝通先生早年在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时，也强调要了解人民的社会生活，人类学、民族 学要做迈向人民的学问，要为构建美好社会而砥砺前行，所以他在很多年前就强调“美好社会” 的概念。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因为中 国的区域很大，存在多民族、多文化传统的历史与现实，东部、中部、西部发展不平衡。如何把 发展不平衡的区域调动起来，使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让他们的生活能够 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就是东部、中部、西部应该协调起来， 包括我们现在的精准扶贫，实际上就是扶持发展滞后的区域和群体，这样就能解决不平衡、不充 1 2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 年夏季刊（总第 105 期） ，第 页。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17 分的发展带来的矛盾。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创美好生活的未来，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社会基础。通过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 费先生后来在对中国现实社会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在富民理念的基础上发现了 “心态秩序”在构建美好社会中的重要性。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看，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态秩序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2015 年 9 月 30 日，在新中国成立 66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来自全国 5 个自治区的 13 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齐聚北京参加 国庆活动。在会上，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本身就是家国情怀的表达。其中，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亲”是一个核心概念。费孝通先生 曾说：“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是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 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还说：“看来继承性是中国文化 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也许就是 kinship， 亲亲而仁民。”费先生说“亲亲而仁民”，强调“亲”的概念在中国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再 如中国的“亲等”概念、亲疏关系等等，如果把这些“亲”的概念上升到一种情感上的亲，它就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亲疏关系上的“亲”，而是各民族在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亲”。这就是 把小家之亲，差序扩展到国家之亲、中华民族之亲。 那么，民族之间如何做到在情感上比较亲近？通过哪些方面可以表达出民族间情感上的亲 近？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有一位维吾尔族的老妈妈叫阿尼帕·阿力马洪，她的爱没有民族之分， 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她抚养了自己的 6 个弟妹，生育了 9 个儿女，还收养了汉、回、维吾尔、 哈萨克 4 个民族的 10 个孤儿，帮孩子们成家立业，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 成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现在这个家庭已经扩大到由 6 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回、 乌兹别克和汉）的 200 多口人组成。她被评为 200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09 年感动 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评选组委员授予她的颁奖词是：“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羽翼， 撑起他们的天空。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越了亲情，母爱最美。”总之，阿尼帕妈妈 的事迹正是家国情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情感上相互亲近”“人心”或 者说社会心态应该成为民族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态秩序的重要概 念。从学理上来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都需要重视心态与情感的研究。 今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推进，并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原本由国家和民 族所设定或隐喻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限，不断被越来越频繁的人员、物资 和信息的流通所穿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离开家乡，成群结队地到异地工作，追 求美好生活，形成所谓“流动的民族”；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信息、物资和人员也源源不断地 流入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双重的穿越使得我们国家与民族框架的核心部分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 以东、中、西来简单区分民族的界限已成为过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 要把流动的民族、流动的人口等纳入研究领域之中，这是民族学研究的现实领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知识创新 关 1 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增强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既是一种政治规范，又是一种对于共享公民身份意识的主观性集体表达。从社会学 的视角看，国家就是一个范畴比较大的社会单位。对于中国来说，历史延续的疆域，内部包含的 多样化的次级社会单位，构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结构。那些在范畴上低于/小于国家的社 1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8 会单位，比如在族群、宗教、地方性的以及职业性的群体当中，“民族”是很特殊的一个。因为， 民族通常被人们想象为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自我发育”出来的，具有“原生性纽带” （primordial ties，格尔茨语）的特质，像家庭、宗族这类血缘组织一样，天然具有情感化倾向。 而现代国家是基于理性、科层官僚、法律制度和社会分工人为构建起来的复杂政治组织，其精神 气质是高度理性化的。 社会成员通常能够在国家认同和更细分的群体认同之间保持一种甚至是不自觉的协调，但同 时也可能因为某种环境的变化，在某些特定的条件或情境下将对于自身归属的族群认同提升到国 家认同之上，从而制造出“单一身份的幻象”（阿玛蒂亚·森语），进而产生去国家化的身份意 识，伤害个体层面的国家认同。这就使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国家认同都始终处于一种理性的构 建过程当中，它既包含相对稳定的、结构化的一面，也有动态变化的一面，与社会情境的具体变 化和个体能动关联甚大。 从民族研究的视角出发，民族问题有两个主要的分析维度：一是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民族 与国家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与相安无事的和谐族群关系一样，不同强度的族群冲突在全球范围 内也是社会常态，国家就是协调这种冲突的制度化角色。而就国家认同而言，后者才是真正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即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可能反对国家，甚至追求独立。因此，国家为谋求长治久安， 在民族问题上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抑制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生和成长。国家的敌人从来不是文化 多样性本身，而是以文化多元主义、差异化、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为价值资源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 在国家反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举措之中，知识说理是关键一环。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当下知识界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汗牛 充栋，但总体上未能提供促成共识、感召人心的核心知识资源，甚至陷入对于非根本性问题无休 止的学术争论当中无法自拔。这种情况的根源部分在于相关知识积累和知识界能够提供的有效知 识助力不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研究界亟须知识创新，实质性提高理论建构的反 思性和系统性水准，基于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突破西方知识霸权语境下各种西方中心主义认识 论的局限，探索凝聚中国社会之清晰学理。 在一体性基础上理解多样性 1 施爱东 中国现代民俗学似乎并没有很好地“现代化”，就已经被“后现代”的哲学思潮裹挟着进入 了一个碎片化的学术时代。 自从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发布以来，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 不仅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也成为一种学术伦理，进而演化为一种学术取向。这在民俗学科中也有 一些具体表现，那就是社区细描研究的逐渐盛行。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 更是将民俗学卷入一场持久的“非遗保护运动”。非遗研究结合社区细描，结果是民俗学的碎片 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更是强调“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 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将价值认 定的边界，收缩在一个遗产项目的社区共享边界之内。 地方政府为了使一个非遗项目成功纳入代表作名录，总是着力强调该项目的独特性，而学者 也常常把“特色”当作一个项目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评判标准。当我们把这一标准代入学术研究的 时候，“文化特色”的追求很快催化出一种简单的知识生产模式。我们只要翻一翻 21 世纪的 民俗学学位论文就会发现，“介绍田野点-聚焦遗产项目-追溯传统-概述日常生活-细描仪式特征 -访谈传承人-作出文化阐释”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书写模式。它让一个刚入学不久的硕士生就可 以快速沉入田野进行“民俗研究”。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 文化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但学术研究如果过度强调和追求文化独特性，就会在某种 意义上成为一种封闭的细描。民俗研究从传统的遗留物研究，到类型研究，到事象研究，再到如 今的非遗项目研究，由远及近、由普遍到个别、由概述到深描、由偏重于“俗”的研究向偏重于 “民”的研究的转变，折射了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了学术研究不断精细化的进程，但也 带来了民俗研究不断碎片化的隐忧。 民俗学者如果缺乏中华民族广泛性、共同性民俗知识的储备，缺乏通盘的眼光、比较的能力， 就很容易沉浸于琐碎的知识海洋，无力纲举目张，失去在现象中发现规律、在一体性格局中理解 多样性的学术能力。换句话说，对多样性文化和社区文化独特性的过度强调，事实上将文化共同 体无限收缩在一个个乡村非遗项目的共享圈内。民间文化遗产被分割、被封锁，如果再因“知识 产权”观念而进一步私有化，就很可能伤害到民间文化在各民族之间不断流动、交融、变异、发 展的存续方式。这对于我们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一定消解作用的。 所谓后现代，是基于现代性而衍生的文化思潮。只有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理解后现代，才是马 克思主义“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所以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 民俗文化知识的建构和积累，对于共性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的阐释和理解，是民俗学专业基础 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只有在中华民族一体性认识的基础上进入民俗研究，才能突破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知识蔽障，更加深刻地理解多样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 民族理论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严 1 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民族理论研究的“本行”。作为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既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揭示着民族及其发展的规律，又在规约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族学的发展走向。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民族理论可能要侧重以下方面： 一、理路、话语：凸显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特色，聚积于自身的开拓创新，反衬于中外比较对照。呈示中 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路，必然要回应西方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研究与影响。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服务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认 同培塑工程，超越族裔民族主义负效应的羁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爱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 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念信奉与规则恪守。政治认同是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 要来源，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可以超越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国家制度赞同和政治运行认可，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承继历史与未来，联结民族与国家的政治认同。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标志性话语，也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实践 的重要抓手。 二、维度、切入：潜心学术探究与学理阐释 重视求知的年月，人们满足于知道是什么；而在追求理性的时代，人们会更多地追问为什么。 阐释、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在具体探究中有几点值得注 意：从历时维度，研究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各民族之间文化本质层面（语 言、文字、文化形 式差异之上）的真、善、美共性，研究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精华之间的关系。从空间维度，研 究民族走廊对相关民族的融通作用。从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维度，研究区域性发展对相关民 族的浸润整合效应，研究中央治辖对于各民族、各地域的统合作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对于各民族共同性因素的增量效应；研究现代化进程引发的民族社会结构 变迁、社会流动、社会分工对认同复杂化、团结有机化的影响；研究国家能力增长对于国民荣誉 感、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国家认同的影响；细化边疆建设与治理研究，深入开展跨境民族问题研 1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 究，垒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院墙”；研究互联网技术与平台如何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等。 三、寻位、格局：强化使命担当与大道关怀 学术研判的钟摆切忌摇摆在应然主张与抽象镜像之间，而应更多地对准客观的坐标。学科的 价值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造福民众方面，学科的理性主要来自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反映。进入社 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民族事象发生了快速、全面、深刻的变革，研究者既要在理念、方法上与时俱 进，更要在格局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要注重“各美其美”，更要注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同时，注意联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中国边疆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冯建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思想，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理 念。缘于民族和边疆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中国边疆研究者对此议题亦颇关注。在此 不揣粗陋，拟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简要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理路。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历史疆域理论层面阐明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共 有家园的组成部分。 如果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边疆的知识话语体系构建，我们会发现，由于经济、社会、 文化影响力以及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构建能力的差异性，无论是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认知，还是 民族国家时代的边疆知识体系，多数时候，有关边疆的知识话语体系是由“他 者”来构建和表 述的。其结果是，近代以降，发端于西方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将中国边疆变成了一种基于 西方经验而发的“异域想象”，历代中央政府经营边疆的历史多被傲慢地解读为“殖民的历 史”。作为因应，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历史资源与当下政治实践，破解西方殖民主 义史观提倡的“长城以外非中国”等错误观点，考察自古至今中国疆域版图内各民族交流、互动 的一般情形，借以揭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理论。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应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理论视角揭示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之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内部终将实现从“分离的民族文化”到“各民族的 共同文化”的转变。原来，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自由贸易和统一市场必定成为消 弭民族藩篱的集中性力量，“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 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 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 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文化发展路径的论述，虽然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 期，但仍可为当下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一种方法论。回到中国实践层面，通过区域 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沿边开发与开放等重大战略之实施，各民族在发展中交往交流交融，形 成共有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这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进路。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应认识到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亦“内”亦“外”的复杂 性。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内”与“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疆议题的多元性。一 个具体的边疆民族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还可能发散为一个双边或国际议题，如近 1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1 年西方国家不断借中国边疆民族、宗教问题，实施对中国的阻遏和打压。二是边疆空间的开放性。 以跨境民族为例，其与邻国的民族拥有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可能形成超越国界的凝聚力。有 鉴于此诸议题直接关涉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从世界大变局的 视野认知新时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高度重视边疆治理的“内”“外”互动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社会学何为？ 1 郝亚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注定是一项意义深远但又充满挑战的 系统性工程。它既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的精心培育，又需要不同学科在理论上的持续浇灌。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维的理解，从人与民族社会性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诚然是社 会共同体，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也必然以各族人民共同的社会生活为起点和依托。 基于此种认识，民族社会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大有可为。从本学科的传统 和优势出发，当前可以尝试在以下两方面重点推进： 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意涵进行深度挖掘。尽管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相关表述中，“共同体”具有中心词与元概念的属性，但甚少有人从共同体的视角去审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现有大多数研究要么在实质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单等同于中华 民族，暗含着共同体只是一种补充性或修饰性表达的认定；要么将共同体与多元一体中的“一 体”关联起来，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单纯强调。无论是忽视共同体意涵 还是对共同体意涵的简单化理解，显然都不利于全面透彻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共同体理论 脉络的梳理，是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性质与特征的基础。从早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以“共 同体”与“社会”相对立的视角展开对共同体意涵的探讨，再到近代社会学学科以“社区”的名 义接过共同体研究的大旗，都充分说明民族社会学具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同体”意涵 进行深入探究的学科禀赋和研究旨趣。 二是围绕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这一主题积极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如果没有各民族深入、全面、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 期望铸牢共同体意识无疑是镜花水月般的虚妄幻想。从这个角度而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所在。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以 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抓手。从议题重要性角度来讲，在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个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不可替代的 重要环节。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空间基础，而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则催生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其在形成后又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构基础。从 学科传统来看，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区”，都是社会学相关学科的核心分析概念。在这 两个核心概念的统帅之下，可以将族际交往互动、族际居住格局、民族社会分层、城市民族工作、 民族人口流动、民族关系、族际通婚等传统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串联贯通起来，形成研究合力， 以社会实践的形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业提供支撑力量和推动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途径 李 2 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工程，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 就“意 识”本体而言，它是哲学和心理学的传统问题，因而从民族心理学出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研究可以触及其本质问题。 1 2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2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这个群体意识包括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 化认同以及民族凝聚力、自尊心、自豪感等一系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要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 心理现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是各民族在共生空间、大一统政治、互补经济、同拓疆域以及共 建文化等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民族互动、社会交往而产生的。同时，在此过程中不断聚拢、凝聚 而形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伴随着社会心理发展的始终，是 一个动态过程，成为中华民族群体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起步于共知共知 共同认知。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符号的认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开端。 这是个信息指标，亦是个信息加工过程。从知到认知，再到共同的认知，是从个体层面到集体层 面的认知过程。铸牢共同体意识要以共同的认知作为心理基础，生活于共同地域、经历了共同事 件并创造了许多共性文化符号的人们共同体，在对周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知上必然有着共 同的认知符号和心理响应，这些都是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开端和基础。 二、淬火于共情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的能力即共情，亦称为“同理心”。据现有科学的理解，共情来自几 个心理过程的共同作用，即读心、情感匹配和共情动机。对一个共同体关心、维护、热爱以及为 其自豪等均源自相应的情感体验，而共情是人与人、人与集体情感连接的重要纽带。同时，共情 也是衡量亲群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与共同体意识维系的重要纽 带。 三、趋同于共思 共思，亦可称为“共想”，即共性思维。思维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这里笔者强调的是思 维的内容和方式。恩格斯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想什么和如何想取决 于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它决定了思维的内容及思考的方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其思维 内容、思维方式因其所生活的共同地域、所经历的共同生活以及面对的共同问题等表现出趋同性。 群体或共同体表现出的思维活动是其重要的心理过程，对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凝结作用。 四、与共于共忆 共忆——共同记忆。心理学研究发现，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社会群体或组织都有相应 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记忆本身就具有群体性、相互影响性和带动性。中华民族从历史走来， 凝结成一个共同体，一个显著的心理特征就是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这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集体记忆。反之，一个历史断裂、集体失忆的民族将不会长期存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中不能忽略的就是加强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育，凝结现实集体记忆的共性文化因子，这是我 们的认同根基，亦是维系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五、凝聚于共育 共育——共同培育、共建精神家园和价值体系。共同体之所以是共同体，一个显著的特征就 是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有共享的精神家园，这是共同体的精神归宿，亦是人类需求的最高 层次，同时也是高级心理活动的反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文化亦是各 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精神需求。 从认知、情感、思维、记忆、培育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知、共情、共思、共忆、共育”，这 是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过程，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心理指标和重要的心理途径。就 民族心理视域的分析来看，认识到“五共”心理过程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意义重大， 有助于从内部效度深入推动各民族在心理层面上的包容亲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依法规约：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之基 23 1 田钒平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妥善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公民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关切从“自在”向“自觉”转变、从感性向理性提升，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必然要求和关键环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充分发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是引导 各民族公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路径。为此，应超越传统的民族法治思维，加强民族 法治建设，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之基。 第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在 2018 年宪法修改前，民族法治建设主要以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为价值目标。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在根本法上肯定了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提升了民族法治价值理念，形成了由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层次目标构成的目的价值体系。从逻 辑关系上讲，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则是民族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加 强民族法治建设，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促进各民族交融，为引导各民族公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奠定客观基础。 第二，探究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何以纳入法治化轨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 民族法治建设既要重视各民族的关系及各民族发展问题，更要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 在 2018 年以前，民族法治建设主要以调整各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为重心，对整体与 部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协调，主要通过强调各民族公民应承担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 义务来实现。“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引导 各民族公民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关注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建设事业，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就构成了当前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议题。 第三，积极探索各民族共性生成、巩固与发展的法治途径。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 共性，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系各民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关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因此，在民族法治建设中，既要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纳入法 治轨道，消除影响族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制约因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要顺应各民族共 性不断增多、差异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引导 各民族共性的生成、巩固与发展。为此，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宪 法有关规定为切入点，适应引导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对民族法治实践进行反 思性研究。厘清协调各民族关系的宪法原则的实质内涵、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实施机制的核心 要求，推进必要的法律修改和完善，建立引导各民族共性生成与发展、促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体系。 着力推进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研究 2 巴战龙 如果从 1905 年王国维先生在汉语学界提出“教育的人类学”术语算起，那么教育人类学在 中国已有 115 年的发展史。回顾学科发展史，可以 1979 年 3 月社会学恢复重建为界限，把 教育人类学发展史简略地划分为“有实无名”和“有实有名”两个阶段。随着社会科学的恢复重 1 2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24 建和积极拓展，教育人类学又先后经过引介普及、初步探索和拓展提升三个发展阶段，逐步成为 一门既兼收并蓄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当前，教育人类学如何进一步革故鼎新、持续进步，是学界亟须思考的问题。2017 年，笔 者不揣浅陋，针对“归属+对象+方法”的教育人类学传统界说范式早已无法自圆其说的现实困 境，提出了一个试验性的“新”教育人类学的界说构想。这一“论题+主题+策略”的构想由三个 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观点组成：（1）教育人类学的根本研究论题是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 题；（2）教育人类学的核心研究主题是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问题；（3）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 策略是案例研究。笔者期望，“新”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实践能重塑这门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使 其走上“积累性知识生产”和“标志性作品打造”两轮驱动的学科发展之路。 回顾这门学科的深层研究理路，可以概括为两种，即改革开放前的“教育与国家建设”和改 革开放之后的“教育与现代化建设”，而贯穿在这两种研究理路始终的则是“教育与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再次提上了社会政治议程，先提出要“积极培 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而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两份纲领性文献都对文化认同极为重视。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 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2019 年 9 月，总书记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论述：“坚持文化 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 族团结的根脉”，并倡导“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之道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而中华文化认同需要在具体场域 中通过特定的资源和规则培育和形塑。从教育人类学视角观察，增强人们的中华文化认同，在“后 义务教育”时代关键在于作好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作好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前提是处理各民 族文化、中华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关系，关键是建设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分工协作 体系，原则是把民族平等这个立国根本原则，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这个各民族的最高利益讲清楚、说明白。 综上所述，教育人类学学者应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来着力推进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研究，以 实现既担负时代责任又促进学科发展的双重目的。 策划人语： 近年来，每每参加跨学科的会议或交流，总是获得诸多启发与感悟；每每举步田野，总是感 受到民族生活的鲜活与灵动；每每旁观一些学科研究的勃兴与式微，总是发问学科研究的初衷与 本真。 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社会科学在第三次分化之后，呈 现为社会科学自身的分化，各学科在加强深入、微观研究的同时，也不知不觉累积起各自“专业” 而“特色”的壁垒，有人曾称之为一定程度的学科研究“巴尔干化”，衍生的后果则是对研究客 体的各自分切。反思之后，学科研究的跨界与多学科交叉研究逐步成为越发凸显的趋势。 民族因素和民族议题的日益社会化，多民族国家建设议题的宏大，必然要求多学科研究的整 化，不时出现的精彩的跨界研究作品启示我们：以主题研究为龙头的跨学科研究、多学科交叉研 究势在必行。近年来，民族学研究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意， 这是对民族因素越来越嵌合于社会整体的“事实”尊重，也是作为意识能动反应的学术研究跟 进。 学术研究追寻真理，学人使命服务人民。“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 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 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研究的重 25 大议题。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相关研究无疑也是一个能够聚合各学科学理、学力 的优选议题。 自然界中，彩虹的绚丽源于原色与过渡色的交织融汇；学术界内，聚力的精彩在于不同学科 的智慧交彻。为此，《西北民族研究》特设笔谈栏目，旨在聚集优秀中青年学者的情怀与理性， 以期实现“发问于苍穹—采撷于田野—笔耕于案头—聚芳于笔谈”的多维交流，共担学人使命。 ——严庆 2020 年 3 月 15 日 【论 文】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 孔 元 1 2 内容提要：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既是一场观念运动，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产生于冷战时期，目的 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在苏联解体后，它发展成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思想观念。全球化造成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特朗普上台。这一政治动向在思想上表 现为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民族保守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它为民族主义辩护，试 图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并因此成为支撑特朗普执政的重要思想来源。 理解这一新的动向，对于把握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导言 2019 年 3 月，美国保守派期刊《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刊发了一封宣言式的联名信—— 《反对过时的共识》，引发美国保守派阵营内讧。该宣言指出，2016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充分暴 露出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问题上分化为不同的派系。在特朗普上 台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分化重组，新的保守主义立场开始明晰化，各方逐渐意识到，随着 2016 年特朗普的胜选，旧的保守主义共识已经瓦解，任何试图复兴前特朗普时代的保守主义共识的努 力不仅有误导性，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宣言呼吁，承认冷战期间旧保守主义共识在对抗共产主义 方面的贡献，不意味着要守着僵死的教条，而是应当在政治时变中寻找新的共识。 无独有偶，2019 年 7 月 14-16 日，在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赞助下，一群对现状不满的保守 主义政客和评论家聚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民族保守主义会议”。在会议演讲中，以色 列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基金会主席约拉姆·哈扎尼（Yoram Hazony）宣称：“今天是我们的独 立日。我们宣布跟新保守主义决裂，我们宣布跟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决裂，跟人们所称的 古典自由主义决裂。有一样东西联合了我们所有人，那就是民族保守主义。” [1] 在这群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美国保守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出现了强劲的复兴。 伴随着这一思想复兴运动，在二战之后勃兴的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也进入新一轮的思想转换期，并 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枷锁中发展为一场具有强烈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和政治运动。 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发表有删节。https://mp.weixin.qq.com/s/hnuNt-ixpjfekyHp04rNJA （2020-4-13） 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1 26 二．战后的保守主义共识及其演变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是在极端左翼与极端右翼的思想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并在对苏联的全面斗 争中获得一种自觉性，它在思想上表现为从“新右翼”向“新保守主义”发展的狂飙运动[2]。美 国新右翼产生于对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反动，表现为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人士的观念运动，融合 了经济和文化保守主义两股思潮。1960 年代之后，美国左翼运动在苏联的影响下趋于极端，而 新右翼思想在强调放任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在观念上形成一股连贯的保守主 义思想，包括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新保守主义” 阵营，它在经济上主张资本主义与国家控制相结合，在文化上主张尊重传统与接受社会进步相结 合，在政治认同上倡导自由公民权。经过这种改造，新保守主义在内部问题上形成一种节制的道 德观，通过一种“中道政治”凝聚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诉求，然后将这种共识外化为一种普世主 义，形成对抗各种革命和激进观念的强大思想力量。 苏联解体后，新保守主义者沉浸在全面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中，在失去一个可以对峙的敌人 之后变得更加激进，开始试图按照美国模式塑造全球秩序，并进而发动一场全面而系统的经济、 政治和思想运动，这就是全球化运动的肇因。后冷战时代唯我独尊的优越意识让美国人相信，自 己是负有天命的世界民族，承担着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和平的历史使命。要兑现这种承诺，就必 须将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与世界的经济繁荣同步起来，在全球配置经济生产的要素和资源，从而 得以让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受此驱动，自由放任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决 策的底色，它试图在劳动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构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通过经 济全球化，推动货物、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本、货物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奥地利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对该理念做了系统 阐释，他指出：分工早已超越了政治联盟体的界限。今天，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直接通过本国的生 产自给自足地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所有的国家都指望从国外进口商品，并用出口本国商品来支付 进口。禁止国际商品交流会对人类文明造成严重损害，将葬送成千成百万人的福利，甚至其赖以 生存的基础。[3] 依照这一理念，只要保证完全的贸易自由，资本和劳动会被投放到能提供最佳生产条件的地 方，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这在实践中要求美国在全球配置产业链，通过将美国本土打 造为金融和科技中心，保留其在产业价值链的顶端优势，并将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 较为活跃的亚洲。通过消除国家边界，建立全球物流和供应链，建立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美国 资本家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熟练工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源源不断地为美国和全球供 应廉价商品，而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利用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 如此一来，既打造了一个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互利双赢的贸易体系，也摆脱了民族国家鼓动下的战 争阴影，实现了一个经由贸易打造的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这种经济逻辑的实现要求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政治结构的改造表现为全 球治理对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约束。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就需要建立全球治理的 制度机制，从而一方面确定全球自由市场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监管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避免 它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原则的逻辑后果意味着社会的政治组织向外延伸，直到形成将所有民 [4] 族平等地统合在一起的世界国家。 由于主权边界的顽固性，这种逻辑在实践中发生蜕变，世界 体系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各种非政府权力共同开展行动的大舞台，在这方 面，世界政府和民族国家都成为理想型的单一政权形式，而现实政治则表现为融合了君主、贵族 和人民因素的“混合政体”，从而形成了充斥着多元混合层级的新帝国体系。 [5] 处于这一治理体系顶端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全球化的逻辑发生转变，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 国政府扩展为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政府，以便更好地管理世界经济、保证政治稳定和和平。为了 27 适应这一新角色，美国的政治结构发生转变，代议制政府转变为宣告制政府[6]，政治正当性原则 转变为政治治理的绩效原则，政治立法权从国会转移给由官僚和司法机构控制的专家政府，国会 成为权力的橡皮图章，用漫长的政治争吵来掩盖其失去决策权力的尴尬现实，并在这种程序性伪 装中掩盖民主赤字的政治真相。 尽管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仍然将人民视为 全球混合政体的一个环节，但他们也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发展为渗透到毛细血管的 控制机制，从而使得任何组织化的人民反抗变得不可能，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蜕变为一盘散沙的大 众，他们作为无组织的群体游离于全球政治空间中，腐蚀着本已朽化的民族国家边界。人口的大 规模流动形成了两个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新社会阶层，一个是巨富阶层以及作为其财富管理者 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一个是社会底层的移民阶层。巨富阶层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俱乐部，操控 着全球经济的走势，而那些驻扎在大学、政府、媒体、银行和智库的知识精英则不断为这些巨富 阶层提供资本增殖、法律赋权和话语生产方面的专业服务，并凭借精干的职业素养跻身于“达沃 斯阶层”的精英俱乐部中。由于民族国家边界控制的失效和全球化的利益驱动，大量移民和政治 难民告别家园，成为追随经济机遇和寻求政治庇护的流浪者。这些人进入发达国家内部，寻求更 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看来，他们形成了抢夺就业机会、侵蚀社会凝聚力 的外来部落，但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驱逐所带来的受害者身份又为他们在资本体系的核心地带生 存赋予了正当性。为了为移民群体提供必要的生存救济，民族国家政府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社会 福利职能，从而同时承担起巨富阶层的财富管理者和移民阶层的福利保障者的双重角色。 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摧残促使新保守主义逐渐放弃在经济与社会之间妥 协的中道政治，而不断普世化为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的意识形态。为了迎合巨富阶层的经济诉求 和道德趣味，新保守主义开始放逐阵营内部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了安抚移民阶层的道德焦虑，它 开始吸纳左翼的文化多元主义，从而形成一个超越左右的新同盟。它在经济上追求超级全球化， 鼓吹基于竞争的市场逻辑和效益原则——“能者多劳，适者生存”；它在政治上通过行政吸纳政 治，进而发展出专家治国的贤能政治，以满足市场体系对于理性和效率的追求；它在文化上发展 出一种复合的普世主义文化，一方面鼓吹肤浅空洞的自由民主观念以及由它引导和塑造的世界公 民生活，另一方面鼓励在自由民主体制内部寻求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通过承认和保护少数族群 的权利，来洗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原罪。新保守主义相信秩序，认为只有依靠美国的绝对军事 力量，才能保证世界的安全，为此，他们促使美国政府担当起“自由国际秩序”守卫者的角色， 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来阻止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等，从而实现普遍的自由、和平与繁荣。 三、民族保守主义理念及政策 后冷战时代的进步愿景让人们沉浸在全球大同的美梦之中，并促成了新保守主义的全面胜 利。但随着事态的进展，人们很快发现，新保守主义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全球化不仅没有带来普 遍的繁荣，反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民主，反而加速了美国 国内政权的集权，并形成新的压迫；不仅没有实现普遍的和平，反而让美国陷入到无休止的军事 冲突中。超级全球化缔造了全球市场和世界经济，却又无法完全摧毁民族国家，建立真正的世界 政府。这使得它无法在全球层面解决经济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保护埋下了伏 笔，从而彰显出全球化进程的悖论。 [7] 后冷战时代美国新、旧保守主义的争论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张力[8]，但 由于彼时全球化尚处于盛期，美国的社会矛盾尚不足以全面激发旧保守主义的战斗力。2008 年 之后，随着美式全球化弊病的全面凸显，美国的阶级斗争和种族冲突逐渐白热化，最终促成特朗 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带动了另类右翼运动在美国的兴起。作为一场杂乱运动的集合，它融合了欧 28 美多个保守主义传统，并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和草根色彩。[9]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这三年之中，这 场来自草根的群众和思想运动渐渐成为保守派精英的政治自觉。为了为特朗普的政治战略和政策 提供观念支撑，也为了发展更为系统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这些人开始承认战后保守主义的脆弱 联盟已经瓦解，保守主义需要新的旗帜、理念和政策，它的核心就是为民族主义辩护，这在理念 上表现为对世界主义共识的批判，在政策上表现为动用国家力量，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重塑 公民政治。 （一）民族保守主义的理念 1. 批判世界主义共识 民族保守主义指出，新保守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结盟后，形成推动全球化的普世主义力量。 相应地，被新保守主义放逐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被迫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战争表达自己的不 满。普世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所揭示的思想图景超越了冷战背景下的左右对立，形成了世 界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新对立。世界主义一方面承认普遍人性的价值，从而追求世界公民的最高力 量，但另一方面提倡对合理差异的尊重，从而陷入到两种价值的冲突之中。[10]这种张力恰好同时 满足了巨富阶层、移民阶层以及凭借专业知识充当这两个阶层的管理人角色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 [11] 价值理想，从而成为跨国阶层的思想共识。 由于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世界主义者成为在任何地方（anywhere）生活的人，他们或者 享受着精英教育所带来的体面生活，或者为躲避战火而被迫过着全球迁徙的流浪生活。与之相应 对，本土主义者则是必须在某个地方（Somewhere）[12]生活的人，他们的认同更为确定，往往是 建立在对某片土地或某个群体的归属之上，因而对于快速转变的时代和社会更容易感到不安和沮 丧。当他们感到被自己国家和时代所抛弃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产生愤怒， 抵制社会变迁。对美国而言，前者主要是在美国东西沿海大城市生活的巨富阶层和移民阶层，后 者则主要是生活在美国中部、体现着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白人劳工。这些凭借二战之后的经济 繁荣迅速跻身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工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大多在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制造业行 业或者大城市从事劳力和服务工作，由于经济全球化带动的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他们先是面临 去工业化带来的失业压力，然后又在再就业过程中面临廉价移民的竞争和排挤，体面工作变成维 持生计的廉价劳动。经济处境恶化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衰落、童年创伤、毒品泛滥、社区 凋零、工作尊严丧失。由于行政过程和专家治国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决策过程，他们无法通过传统 的代议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代表性的丧失使得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日益空洞和多 元的普世主义又压制了传统基督教所能给予的心理慰藉的空间，从而带来一种虚无的人生态度。 在一种讲求竞争和个人成就的精英文化理念的主导下，他们的失败不再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责 任，而是自己的无能。面对着日益窒息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通过毒品、暴力和自杀寻求自我安 慰和救赎。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不仅没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反而制造了新的压迫，它不但激化了全 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而且将这种不平等引入到美国内部，带来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由于后 殖民研究的强大力量，第三世界被经济殖民的命运能够通过文化抗争的形式得到缓解，从而为它 们进入欧美主流文化提供了空间。但全球化引发的内部殖民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话语上都被世界 主义叙述所遮盖。对那些被抛弃的本土白人而言，世界主义对陌生人的普遍尊重恰恰包含了对他 们的忽视、遗忘甚至排斥，它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恰恰包含了对于本土白人文化的压迫和歧视，充 斥着精英的虚伪、矫情和做作，它的普遍性形成了一个新的铁笼，带来了一种新的独裁和暴政统 治[13]，因而不啻为一种帝国建构的政治哲学，而它以自由之名所施加给世界的不宽容和暴力使得 它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14] ，从而为 “中部美国激进主义”（Middle American Radicals， MARS）[15]的泛起提供了土壤。 2. 为民族主义辩护 29 随着保守主义向世界主义的演化，一个本来旨在保存美国社会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理念发 展为一个旨在发动全球性“革命”的思想理念，在美国“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世界也在改造着 美国，到最后美国文化的精髓蜕变为一个空洞的普世主义外壳，它遮蔽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公民 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异，甚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大同世界成为西方社会的警钟和丧钟。为了 让美国从全球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更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濒于崩溃的命运，民族保守 主义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试图从新的政治囚笼中实现解放。 在这些人看来，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可以从自然、历史和当代政治三个维度予以解释。从自然 的维度看，民族是人类自然感情的载体，是人类认知和感情的制度体现，民族构成人类群体活动 的自然场所，反对它就是反对人类本性。历史地看，民族主义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理念，它是古以 色列人在出埃及寻找神的应许之地的艰难路途中，发展出的一种心灵的力量。它之所以被人误解， 源于二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历史污点。由于纳粹德国的历史暴行，人们对民族主义产生一种深刻的 恐惧，从而在二战之后力图通过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来消除民族主义产生的土壤。但事实上，纳粹 的罪行不是民族主义带来的，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坚持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尽管德国国家/民 族社会党（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也即俗称的‘纳粹党’，因 national 一词同时有国家和 民族的双重含义，故而且用国家/民族社会党来表示。)挂着‘民族的’头衔，希特勒绝不是民族 主义的主张者。为了取代民族国家秩序，他从德国第一帝国受到启示，试图建立一个第三帝国” [16] ，从而走向了对外扩张征服的帝国主义道路。因此，纳粹的历史不仅没有驳斥，反而更加确凿 地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价值。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当代西方的民族大觉醒跟压制少数族裔或者入侵国外领土没有 关系，而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和弱势的一种反动，它来源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衰落，因而 是防御性的。在美国，民族主义认为，联邦政府放弃了基本的看护职责，从而破坏了多数公民的 信任和感情。它没有确保边界安全，没有为管理和同化移民提供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它将立法权 授予国外组织、国际机构和国内的官僚阶级，对于公民的利益和价值缺乏照顾；它默认甚至积极 促进了民族的碎片化，从而分化出种族、宗教和其他多种群体，并且顾此失彼。 [17] 民族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立场非常微妙，要理解它，关键在于区分三种民族主义立场。自 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大多数坚持信经民族主义（Creedal Nationalism）的看法，它将国家认同理解 为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到美国就是人权、财产权、法治、资本主义等观念，一个人只要宣 告忠诚于这些信条，就能够成为美国民族的构成部分。这些信条就如同宗教中的教义那样，构成 世俗主义者的政治信仰。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多从血缘和种族出发，认为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白 人血统。在民族保守主义看来，第一种立场太肤浅，在建构国家认同、组织共同行动方面不够深 刻和有力量，而第二种立场又太极端，很难为日益多元的美国社会所接受。作为一种折中，他们 认为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力量必须坚持民族构成的文化因素，但又不能让它泛化为白人种族主 义。美国的民族理念不是几条抽象的原则，不是只要读懂和理解了这几条原则就能消除文化融合 的障碍，但也不是凭借血缘维系的生理规则，而是在代际之间传承、在人际交往中塑造出的一种 文化意识。要获得这种文化意识，就必须在真实的美国大地上，在美国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中，吸 收一种属灵的神秘力量，并通过它的启示，来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化和皈依。 [18] （二）民族保守主义的政策导向 将民族主义从它的历史污点中解脱出来，承认它的正面价值，目的是为了重建被全球化所撕 裂的美国社会和政治制度，让美国回归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它对内要求用国家干预取代自由放 任主义，通过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再造公民政治的社会基础[19]，对外要求放弃陷入军事冲突的帝 国冒险，回归以现实主义为基准的外交政策。其具体内容可概述如下。 1. 产业政策 30 回归民族国家，首先要树立国家相对于经济全球化力量的自主性，从而让它有能力保护本国 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经济重建要求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不再放任市场机制的全球配置能力，而 是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实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通过美国的产业复兴，解决美国公民的就 业问题，通过帮助公民保持生活独立，让他们有能力抚养家庭、参与社区、自由选择。由于美国 主流保守主义都不赞同积极政府的主张，民族保守主义的这一倡议在保守主义内部引发了一场到 底是要自由市场还是要产业政策的大辩论。 “法律与自由”网站编辑理查德·雷因施（Richard Reinsch）[20]信奉哈耶克主义，相信市场 万能，认为产业政策不仅有悖于美国的立国精神，而且将导致美国更加贫困。他指出，美国的宪 法精神就是商业精神，国父们将财富视为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授予的恩惠和特权，尽管财富 的生产和创造需要国家提供的规则保障，但它最终将在市场原则的驱使下，在企业家精神的激励 下，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贸易，以便追求要素的自然流动，从而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 理查德反对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论断，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回归制造业加以解决，为 此要通过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干预市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贸易政策只会让美国变得更加贫 困，美国服务业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足以消化过剩的失业人口，回归制造业的口号混淆了美国真正 的问题所在。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St. Louis Federal Reserve）的数据，从 1953 年至 2015 年间，美国制造业在名义 GDP 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在实际 GDP 中的比重却一直很稳定，这 意味着在过去 70 年间，美国制造业一直跟随美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其中的原因是，随着自动 化设备的引入，美国逐渐淘汰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样做虽然增加了失业率，但 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美国的资源和要素配置。 由此可见，美国就业流失的原因应该归咎于技术改进，而不是贸易政策。由于美国制造业的 生产效率较高，通过关税或者其他干预措施人为地实现制造业回流，违背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规律， 将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最优配置。更糟糕的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一半以上产品都被投入到国内生 产流程之中，这些关税成本将被使用这些产品的美国本土企业负担，并最终被转嫁到美国国内消 费者头上。美国工人阶级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者，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购买衣食 住行等基本消费品，关税提高后，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些额外的成本。最终的后果就是，保护主义 让美国人变得更加贫困了。 欧伦·卡斯（Oren Cass）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产业政策。[21]他指出，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实 现要素的最佳配置，如果遵循经济学理论，将制造业全部转移，最终将摧毁国家经济的根基。为 说明制造业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欧伦罗列了三个层次的理由。第一，如果决策者只关心分配结果， 那么他只需要对科技和金融领域从业者征税，然后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措施即可实现其想要的结 果。但如果他认为每个人、家庭和社区都应为社会贡献生产价值，那么国家经济就必须为不同地 域和不同能力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创造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社会的长期需要。 [22] 第二，制造业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更为重要。包括传统制造业、资源提炼、能源生产、农 业、建筑业等在内的制造业提供了稳定、报酬丰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的人而言。因此，如果一个社区将制造业转移走，它将失去可进行对外交换的生产物品，从而陷 入资源枯竭，最终走向生存性危机。第三，制造业对于完整供应链不可或缺，并在生产和创新互 动中起着关键作用。有一种谬见认为，创新和生产构成供应链的两个环节，可以各自依其要素禀 赋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区域。但在欧伦看来，二者不能轻易剥离，技术创新只有依托完整的产业 链才有可能保持活跃，没有制造业支撑的技术创新必将成为无源之水。 欧伦认为，为扭转不平衡产业结构以及解决要害部门的投资不足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模仿德 国和日本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体方案包括资助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先进材料、机器人等应用 科学的研究；通过补贴和特定机构为私营企业的研发和商业化提供支持；强化职业教育，为高等 教育中的工程学等学科提供更多支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简化规制负担，为能够增加工业能力 31 的项目提供快速审批通道；为生产性劳务所获得的利润提供税收优惠；疯狂报复破坏市场竞争的 重商主义国家；对美国资产的境外所得征税，以便使美国商品更具吸引力；对诸如通讯业等涉及 关键性供应链的行业强制提高国产化率等。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局限，政府决策难免受制于政治过程而无法趋于完美，决策过程会被利 益集团捕获，产业政策也存在扭曲市场的风险。但欧伦将实行产业政策视为改变现状的一个机会。 在他看来，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唆之下，中美日益形成一个互补的自由贸易联合体，并因此 严重扭曲了美国国内市场，被抛弃的美国工人被迫孤独地与贫困搏斗。为拯救这些人的命运，他 呼吁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挺身而出，通过大胆地干预市场，为美国工人的利益而战。 [23] 欧伦在其著作《工人的过去和未来：美国工业复兴愿景》 中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阐明，指 出产业政策的实质涉及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他指出，美国战后经济思想的两个支柱是做 大蛋糕、增强消费，这具体落实为以私营经济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和以福利国家为保障的社会再分 配措施，其消极影响是忽略了对生产者的培训和教育，从而不利于发展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和维持 长期经济稳定。在此背景下，产业政策被视为政府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即从以债务驱动或者以消 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回归以工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之举。 2. 社会和移民政策 经济重建的目的是为了社会重建，它一方面要求纠正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另一 方面要求抵抗各种亚文化对于传统基督教文化的侵蚀，通过提高社会凝聚力，塑造有归属感的政 治共同体和公民政治，通过重建家庭、社区、国家环环相扣的同心圆结构，实现道德秩序在多元 与凝聚、动态与稳定之间的平衡，打造个人主义时代下的新社会契约。[24] 这一初衷对内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放弃政府在文化事务上的中立角色，通过积极参与文 化战争，反击自由派对于美国社会的毒害；其二是通过各项积极的社会政策来医治美国的社会弊 病。就前者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对左翼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批 评[25]，比较激进的是宗教右翼分子苏赫拉布·阿马里（Sohrab Ahmari） 提出的取消政教分离的主 张，他认为自由派敌人将精英机构变成了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异教徒的大本营，在应对这些敌人时， 以德报怨不是正确的应对态度，以直报怨才是更可取的路径，为此，他主张抛弃国家在宗教事务 [26] 上的中立态度，积极利用国家力量来击败自由派敌人。 就后者来说，民族保守主义者们认为， 国家的作用是要促进美国社会的健康和和谐，他们要求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应对毒品危机、青少年 沉溺色情的问题，并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城镇人口流失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政策主张包括 带薪家事假（paid family leave）、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联邦资助的孕期护理和产前 护理、多子家庭减免所得税等一系列措施。 民族保守主义者在对外方面的主张主要涉及移民问题。他们认为，美国需要一种更加现实主 义的移民政策，从而能够保存自己作为西方国家和第一世界国家的特质。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 的观点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埃米·瓦克斯（Amy Wax）。在其近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中， 她从民族主义立场为限制移民提供了系统辩护。[27]她指出，美国需要更加平衡和成熟的移民改革 方案，并将它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和政策，实现这一点要求将移民话题从左翼的道德话语裹挟中解 脱出来，认真考虑美国本土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 瓦克斯从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看待这种民族主义感情。经济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移民 政策的后果并不是皆大欢喜，而是有输有赢，它的后果并没有被平均分配。精英阶层是移民政策 的受益者，因为大规模涌入的移民使得美国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更加便宜。相应地，底层的 普通美国工人成为移民政策的受害者。大量廉价移民的涌入迫使美国本土的适龄劳动力离开了就 业市场，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更愿意从事那些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所以他们为 [28] 雇主所青睐，并替换了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美国人。 第二，由于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占用了大 32 量的政府服务和福利，因而为美国纳税人额外增添了很多负担，这些花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移 民带来的收益。 文化因素主要指移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在这方面，瓦克斯认同文化差异型民族主义的观点， 认为抽象的信条无法实现对移民的真正吸纳，如果再承认他们追求差异的权利，他们将成为美国 社会难以消化的病毒，从而侵蚀美国健康的制度和公民体系，加速美国社会的极化，因而是不道 德的。 考虑到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瓦克斯认为将移民的数量和增长速度维持在较低水平上是比较 稳妥的方案。根据这一逻辑，对于移民就要进行选择性接纳。来自西方世界或者第一世界的移民 共享着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因此应该受到欢迎；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要么不理解， 要么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这些人很难被同化。他们获准进入美国后，将把原生社会的腐败制度、 无能政府、无法无天的行为和社会恶习带进美国，长久下去将颠覆美国的公民道德和社会团结。 3. 外交政策 由于理论与现实、外交与内政路线之间的差异，民族保守主义围绕外交政策的讨论具有模糊 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从哈扎尼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该问题展开分析。他在其著作中建构了两 种世界秩序的愿景，一种是民族国家秩序，一种是帝国秩序。哈扎尼将清教徒建构的秩序置于后 罗马帝国的政治空间中，将其视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原型，将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学者建构的秩序 视为帝国秩序，指出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承认政体的多元性，奉行尊重主权、不对外扩张的外 交政策，后者奉行自由意识形态，并为了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惜干涉它国内政。 从这一视角出发，作为反抗自由帝国的一种努力，民族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应该是保护美国 人民的安全、主权和独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要结束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 帝国冒险行动，放逐任何参与这项事业的共和党人，弹劾对国会的宣战权视而不见的总统，将驻 外军队召回美国，确保边境安全，重建美国。这使得民族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带有孤立主义的色 彩。 但另一方面，放弃自由霸权的理想主义，也意味着回归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它要求不 再从理念出发，而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实施多样的外交政策，因而它既可能是防御性的， 也可能是进攻性的。放弃了道德主义的伪装后，民族主义有时候会变得更加赤裸和残酷。从美国 政府和公共舆论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真切地嗅到它的火药味。从民族主义视角出 发，关税战当然是民族保守主义反抗跨国公司的阶级战争，它试图通过人为抬高跨国企业的生产 成本，促进资本回流，加速本土制造业回归，从而解决白人的就业问题。但与此同时，关税战也 是一场国家安全方面的较量，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民族保守主义者压 制的爪牙可能变得更为狰狞。这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秩序看起来很美，但它并不太平，民族主义 和世界主义到底谁是通向永久和平的通道，答案仍然是开放性的。 四、结论 二战期间民族国家之间的残酷斗争留给人们的教训，加上冷战塑造的普世化意识形态遗产， 共同造就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它试图通过对民族国家秩序的全面改造，实现普遍的自由、 和平与繁荣。作为一种观念话语，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始终与这场运动保持同步，为了对抗苏联， 它在冷战时期发展出系统的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为主导美国政党和全球政治 的思想观念。全球化自身包含的悖论最终引发了民族国家的反抗，它在美国表现为保守主义思想 阵营的内部分裂，并分化出民族保守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 民族保守主义在理念上拥护民族主义，在政策上主张国家干预，从而全面重建民族国家的政 治秩序。它既是一场观念革新，也是一场政治运动，试图通过对保守主义理念的改造，为特朗普 33 执政提供系统的思想引导。而作为一种回应，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怒斥全球化造成的“美国 浩劫”、骄傲地宣传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所作的辩 护都毫无疑问地展现着民族保守主义观念的影响力。可以说，这场思想运动已经内化为特朗普的 执政理念，并将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和共和党的纲领调整带来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并非是一个仅限于保守主义阵营的议题，而是反映 了美国政治的一般走向。比如，2020 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所提出的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patriotism）[29]，在内容上就与民族保守主义的立场 高度重合。这意味着，为了解决全球化给美国造成的财富分化、民主赤字、国家认同危机，重建 民族国家将成为美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因而民族主义政治可能成为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性议题，民 族主义复兴将成为影响全球政治走向的深远议题。[30] 新共识的形成使得民族保守主义超越了简单的“反动怀旧症”（reactionary nostalgia）[31]， 而是蕴含着一股革命、解放的力量，它通过将自己的诉求建立在对自由霸权的幻灭之上[32]，并试 图通过对它的压迫性后果的反抗，来实现美国人民的整体自由。但这仍不能抹杀保守主义的民族 主义立场本身的暧昧性，这种暧昧性鲜明地体现在它对“民族”的独特理解方式上。它批判经济 不平等，主张社会公正，因而有社会主义色彩；它批判政治官僚化，主张人民的权利，因而有民 粹的成分；它批判过度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主张集体认同。这一认同链条从家庭出发，经过社 区到达国家/民族，环环相扣，凭借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维持其完整性。这种部分与整体的统一， 以及对同一性的追求，最终将落脚于美国的白人基督教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保守主义的复兴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 它当然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诉求，但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场灵魂救赎，从而将西 方从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来，从历史终 结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来。当历史从目的论结构中解脱之后，它重新开始了古典世代的大循环， 在解放人的同时，也把人重新拖入与时间的紧张关系中。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民族保守主义 重建了一个虚假的“人民”的精神偶像，并甘愿通过这种集体性的狂欢甚至牺牲来追寻世俗生活 的神圣意义。或许，它最终是想制造一个新的幽灵，它通过返回过去，构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图 景，从而通过超越时间达至永恒。[33] 注释： [1] Yoram Hazony, “Why National Conservatism?” 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presenters/yoram-hazony/. [2] 参见孔元：《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载《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第 134-140 页。 [3]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7 页。 [4] See Ludwig Von Mises, 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Ralph Raico (trans.), San Francisco: Cobden Press, 2002, p. 148. [5]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0—309 页。 [6] Christopher DeMuth, “Trumpism, Nationalism, and Conservatism”,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Vol. 19, No.1, Winter 2018/2019, pp. 33-35. [7]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 页。 [8] 孔元：《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 ，载《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第 140-142 页。 34 [9] 同上，第 143 页。 [10]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苗华建译，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11] Senator Josh Hawley’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 https://www.hawley.senate.gov/senator-josh-hawleys-speech-national-conservatism-conference. [12] David Goodhart,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Hurst, 2017, pp. 1-45. [13] “Various, Against the Dead Consensus”, First Things, March 21, 2019,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9/03/against-the-dead-consensus. [14] Yoram Hoza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15] John Judis, “The Return of the Middle American Radica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ump Supporters”, National Journal, October 2, 2015, https://www.nationaljournal.com/s/74221/return-middle-american-radical. [16] Yoram Hazo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17] Christopher DeMuth, “America’s Nationalist Awakening”,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19. [18] David Brog, “Root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 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presenters/david-brog/. [19] J.D. Vance, “Beyond Libertarianism”, First Things, July 26, 2019. [20] Richard Reinsch, “The True Cos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 Law & Liberty, July 23, 2019, https://www.lawliberty.org/2019/07/23/the-true-costs-of-an-industrial-policy/. [21] Oren Cass, “Resolved: That America Should Adopt an Industrial Policy”, Law & Liberty, July 23, 2019, https://www.lawliberty.org/2019/07/23/resolved-that-america-should-adopt-an-industrial-policy/. [22] Oren Cass,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A Vision for the Renewal of Work in America,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8, p. 2. [23] Ibid. [24] Yuval Levin, The Fractured Republic: Renewing America’s Social Contract in the Age of Individu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pp. 4-5. [25] Peter Thiel, The Star Trek Computer Is Not Enough, 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presenters/peter-thiel/.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参见孔元：《身份 政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 《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4 期；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 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 年第 12 期。 [26] Sohrab Ahmari, “Against David French-ism”, First Things,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9/05/against-david-french-ism. [27] Amy L. Wax, “Debating Immigration Restricting: The Case for Low and Slow”,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16, Special Issue, 2018, pp. 837-864. [28] Amy L. Wax & Jason Richwine, “Low-Skill Immigration: A Case for Restriction”, American Affairs, Winter 2017, 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7/11/low-skill-immigration-case-restriction. [29] Elizabeth Warren, “A Plan for Economic Patriotism”, https://medium.com/@teamwarren/a-plan-for-economic-patriotism-13b879f4cfc7. [30] John Judis,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Trade, Immigration, and the Revolt Against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8. Rich Lowry, The Case for Nationalism: How It 35 Made Us Powerful, United and Free,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9. [31] James Traub, What is Liberalism?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of a Noble Ide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 [32]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20. [33] Guillaume Faye, Archeofuturism: European Visions of the Post-Catastrophic Age, Budapest: Arktos Media Ltd., 2010.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10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