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308期.pd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308 期 2020 年 7 月 31 日 ※※※※※※※※※※※※※※※※※※※※※※※※※※※※※※※※※※※※※※※※※※※※※※※※※※※※※※※※※※※※※ 目 录 【论 文】 “新清史”与中国历史主体性 汪荣祖、李磊、殷之光、周展安、黄锐杰、田雷 “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 （日）岸本美绪 倾听来自韩国学界的声音 ——回应桂胜范教授对《想象异域》的评论 葛兆光 历史即当代政治——“新清史”的源与流 孙 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 仲伟民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江 【论 文】 “新清史”与中国历史主体性 1 汪荣祖、李磊、殷之光、周展安、黄锐杰、田雷 “新清史”的几个论点与起源 汪荣祖（南开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新清史”与中国历史主体性问题是今天的题目。这个提法很好，中国历史主体性的问题， 当然不是因为“新清史”开始的，在“新清史”出现之前就有这个问题。但是“新清史”更加突 显了主体性的问题，因为“新清史”自称是对清朝最新、最好的一种解释。主体性这个概念也不 是我们发明的，这是西方的概念，英文是 subjectivity。西方人都认为自己有主体性，17 世纪、18 世纪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G. Vico）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把外国人的主体性当我们的主体 性，他们当然会很欢迎，但是有这个必要吗？ 简单来说，只有人文学科有所谓的主体性，自然科学或科技就没有。英国大哲学家怀特曾说， 近代物理虽在西欧产生，但可以在任何有理性的国家或地区成长，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科技因为 没有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在里面，所以确实是可以普世的。但是人文学科有其历史背景、文化背 景、价值判断，不可能是普世的；因为不可能普世，所以会有主体性。 我们今天主要谈“新清史”。“新清史”真的很了不起吗？真是很伟大的对清史的解释吗？ 不是的。我现在可以下个结论，“新清史”所有重要的论点都难以成立。第一，关于汉化的问题。 “新清史”论者开始的时候是彻底否认汉化的，认为汉化根本是错误的概念，所以何炳棣就写了 《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一文。如果汉化没有遭到否认，何必需要捍卫？ 不过后来他们又觉得汉化很难完全否认，而且许多西方人也从来没有质疑过汉化，所以态度发生 转变。然而又怎么说呢？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Mark C. Elliott）提出所谓“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的问题，认为族群有主权，不受文化的影响。他也曾讲过，他是美国人，很喜欢中 国文化，可是还是美国人。那么我请问他，在清朝的时候，满人和汉人是两个国家的人，还是一 个国家的人？如有他所谓的族群主权的话，那美国的黑人有没有主权？奥巴马作为黑人当上了总 统，美国的主权是属于非裔民族吗？这个说不通嘛。美国人由于不自觉的偏见，往往持双重标准 谈问题。 有一次，我的一个并不搞“新清史”的美国同事朋友从新疆回来，对我说：新疆那边的人跟 你长得不一样。当时美国国务卿赖斯是个黑人，我就说：你跟美国国务卿长得也不一样。他笑而 无言。他不自觉地就用双重标准看问题。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也是啊！所以欧立德所提出来 的被视为重要理论的所谓“族群主权”根本不能成立。“新清史”论者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 总是把中国人等同汉人，认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不承认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其实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不是近代才开始的。从春秋战国到五胡乱华，中国一直就有很多不同 的族群。当然，那时候中国没有现代国家、领土国界等等概念，但是绝对是多民族的。而且我们 现在看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包括日本。日本以前说是单民族，其实也不是， 它也有土著，也有很多朝鲜人、中国人，也是多民族。严格讲起来，几乎没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国 家。 1 本文刊载于《东方学刊》2019 年春季刊，系 2018 年 12 月 22 日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办“‘新清 史’与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林凌整理，内容经作者审核修订。 1 我们在翻译英文的时候常有误解，nation 一词，我们翻译成民族，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单民族 的意思。但是美国人多信基督教，学校里上课时，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小孩都会说，“one nation under the god”（在上帝之下的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包括黑白各人种，统统都在里头， 就是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欧立德偏偏说中国人（Chinese）就是指汉人，所以他在《乾隆帝》英 文 版 （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 里 写 得 很 清 楚 ， “ Qianlong is a 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乾隆是中国的非中国人皇帝）。可是在翻译本里，他改称乾隆不是 汉人皇帝，那就没有错。所以把“汉人”等同 Chinese 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新清史”论者认 为中国人就是汉人，蒙古人、新疆人、满洲人，统统不是中国人。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很荒唐的 事情，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完全承认这个错误，还认为 Chinese 就是汉人。现在不但是 “新清史”，而且一般美国人也是这样认为。我感到奇怪，他们自己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为什么 中国就不能是多民族国家？这个族群问题下面可以再商讨，但至少基于到现在为止的讨论，新清 史此一议题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了。 再讲到满清汉化。连满清的皇帝都自称是中国的皇帝，我觉得这是对否认汉化这一观点最好 的反驳。然而“新清史”论者坚持说满洲皇帝既然是满洲人，那就是满洲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 我本来认为，清朝汉化是从康熙开始的，康熙以后才日益汉化，但后来我在北大辛德勇教授家里， 看到他很丰富的收藏，其中有顺治的《御制资政要览》一书。这部书有不同的版本，最好的版本 是给最高级的官员，次一点的是给低级官员，印刷差一点，印刷量非常之大。这部书的内容完全 是儒家的东西，说明顺治要求整个清朝政府的官员都要服膺儒家的规范。所谓汉化就是儒家化，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已经很汉化了。 有关康熙皇帝，我在增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书中收入了一篇甘德新的 文章。甘德新满文非常之好，他曾跟我说，欧立德等学者满文都有问题。甘文在康熙的四个遗诏 中注意到康熙皇帝不自称汗，而自称中国的皇帝；后来在台湾又发现一个碑，碑上同样说康熙是 中国的皇帝。 雍正也是。我在北师大跟欧立德对话时，他虽然嘴巴没有讲，但在英文的书面上说：假如雍 正要做中国的皇帝，那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写《大义觉迷录》？我就跟他说：你完全误解了《大 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当时有谣言说雍正得位不正，所以他要讲自己 是合法的；另外一个，他就是要消除满汉之见。而且雍正还明确讲过：夷夏之不同就像籍贯的不 同，这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怀疑欧立德根本没有读懂，或者根本没有读过《大义觉迷录》。 再说乾隆。我在写《圆明园》那本书时偶然发现，乾隆一年有 40 天到曲阜去住，这是什么意思？ 他要崇儒嘛。“新清史”论者说，满洲人只是利用儒家作为工具，来笼络汉人。请问笼络的话， 他需要每年到曲阜住 40 天吗？他有必要写四万多首中国古典诗吗？这四万多首我算了一下，比 《全唐诗》还多。 所以清朝盛世的三个皇帝都是汉化很深的皇帝，最主要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清朝 并没有把满人和汉人视为两个国家的人。都是一个国家的人。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材料说，乾 隆很在乎要维持满洲人的习俗，如骑射等等。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安全感， 就像汉人的皇帝为了巩固权力，比较信任自己人，如外戚等等。整个讲起来，质疑汉化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另外有所谓“阿尔泰文化”的说法。连“新清史”的论者之一柯娇燕，都觉得这个说法不妥。 阿尔泰是个语系，不是一个文化。阿尔泰根本只是一个地理的名称，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 欧立德要用阿尔泰来形容清朝政治的面向，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还有很多人说，“新清史”是从 边疆来看中央。我觉得可以看，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但有什么实质意义呢？举个例子， 19 世 纪的大英帝国，疆域之大，号称日不落国。你可以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你当然可以，但 2 有意思吗？再说个笑话，我们也可以从野兽的眼光来看人类，那么人类就太可怕了，因为人类使 野兽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但说这些有何意义呢？ 再说边疆。美国最有名的边疆理论，出自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这个历史学家是许多 美国人最崇拜的。他的边疆理论是说什么呢？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文明是 从欧洲来的，可是因为美国的地理环境不同，加上西部的开发，新的环境改变了原来从欧洲来的 文明，变成一个很特殊的美国文明，所以他是讲环境能够改变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满洲人入 关，到了中国这个环境，不但是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环境，难道满洲人不会汉化吗？特纳还有个 很重要的观点。我们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的州，所以后来成为合众国， 每个州有它的特色。 可是特纳说，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地方化的势力，另一股是中央的势力，最后是中央势力胜出。 按照他的理论，也可以说明满洲进入中国两百多年以后，多民族凝聚成为统一的国家。总之，边 疆不能取代中央，大英帝国的边疆不能取代中央，美国的边疆不能取代中央，大清的边疆也不能 取代中央。大英帝国的首都在伦敦，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在华盛顿，大清的首都在北京。 “新清史”论者还认为，辽东不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用了一个名词叫 conquest dynasty （征 服王朝），我觉得也是不妥的。所谓征服王朝，就是一个国家征服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把满洲当 作一个国家，说满洲这个国家征服了中国，所以叫征服王朝。中国以前不像现在国界那么清楚。 其实从战国时候开始，辽东有时候在中国范围内，有时候不在，可是明朝恢复了辽东，后来满洲 人与明朝人一直在辽东打仗。清朝有些历史材料，证明明朝的影响一直可以到黑龙江，所以整个 东北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异域。 还有一点也是“新清史”论者常常强调的，就是帝国的问题。我编的那本书也说“清帝国”， 欧立德以为我中计了。他所谓的帝国就是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成为殖民帝国的意识形 态。他说清朝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说中国是内亚帝国的一小部分，认为中国是殖民地。吴启 讷是搞新疆史的，他论证说清朝根本不是近代西方式的帝国，那是两种不同的帝国。而且西方的 帝国也不只是一种，罗马帝国和近代的帝国一样吗？也不一样，奥斯曼帝国也不一样，帝国有很 多种。我们中国的秦汉帝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吴启讷也说，当时清朝管理这些内亚的方法，跟 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不一样。近代帝国主义是殖民帝国，为什么要殖民地呢？因为他们要廉价 劳工，要市场，要资源，这跟清帝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葛兆光曾担心历史疆域的问题，但我认为，历史疆域和现代疆域是两回事。中国现在的疆域 跟美国差不多大，这个疆域是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到现在的，可是美国用了两百多年，不到三百 年，就形成了今天的疆域。历史疆域一直都在变化。所以“新清史”论者提出疆域的问题时，我 觉得很奇怪。他们提出：“What is China？”（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它好像是说， 中国应否是明朝时候的中国？但这有讨论的价值吗？难道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州才是美国？美国 人过密西西比河是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才扩张到太平洋沿岸，那我们也可以问，到底 Where is America（哪里是美国）？所以我跟葛兆光说，不必担心，国家强就不要担心，国家不强才要 担心。国家不强，本来是你的领土，都会保不住，可是国家强了，像美国，谁敢去拿走它一块土 地吗？ 有关“新清史”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起源于满文，说我们研究清史都是汉文，利 用满文资料是“新清史”的起源。这个我觉得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台湾读清史的研究生，都 要读满文的，广禄就是在台大教满文的老师，在台湾搞清史的陈捷先、庄吉发，还有黄培。黄培 一直在美国教书，曾写过有关雍正的大书。他们都是懂满文的。所以满文并不是“新清史”的渊 源。我不懂满文，但是我不相信根据满文资料可以翻清史的大案。懂满文的学者，到现在我还没 有看到，但很想看到。满文资料没有汉文资料来得重要，何炳棣曾说过此话。 3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内亚起源说。持这个论点的论者认为，满清是一个内亚帝国，征服了中 国。其实历史事实不是如此，满洲人进入中国，是要做中国的皇帝，然后从中国向西拓张， 就 像美国向西拓张一样。一直到乾隆的时候，内亚才慢慢地稳固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 是靠全国 95%汉人的物力、人力与财力。可以说，不是满人和蒙古人来对付中国，而是满汉合起 来建立大清帝国。 我认为“新清史”真正的来源在日本。我最初还不敢确定，后来我在北师大跟欧立德对话以 后，欧立德从北京到了上海，在《上海书评》采访他时，他自己承认了他的日本渊源。而且那个 日本人我还见过，就是写《从蒙古到大清》的冈田英弘。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来 访问过。这个人讲话非常嚣张，经常污蔑中国，是非常右派的日本人。他写那本书说蒙古没有被 灭亡，而是退回蒙古成立了北元，清朝继承的是北元，而非明朝。换言之，中华民国也好，中华 人民共和国也好，应该继承明朝，而非清朝。我觉得这才是“新清史”的来源。日本人认为满蒙 非中国，“新清史”也说边疆都不是中国。这个真实的来源就有政治味道在里面。我并不认为“新 清史”学者有政治目的，但是他们自身虽没有政治目的，却很容易被政客所利用。连台湾的李登 辉也曾提出过“七块论”，想要分割中国领土。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国防部长，有一次从北京到香 港，说怎么飞了那么久还没有飞出中国。他嫌中国太大了，但他并不嫌美国太大。另外美国学者 喜欢标新立异，我在美国教书 30 多年，很了解这个情况。在美国，尤其在比较重要的学校，一 定要在主要期刊发表论文，假如你没有一点新的看法，没有很特殊的观点，很难被接受发表，所 以学者总是要刻意求新。我觉得“新清史”多多少少是要标新立异。果然，新论一出来很轰动， 不过轰动的也就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小圈子。问问美国一般的历史学家，未必知道“新清史”。 据我所知，欧立德那本《乾隆帝》，在中国的销路比美国大得多；欧立德在中国的名气也要比在 美国大得多。在美国欧立德只是一个学院中人，可是在中国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 我刚刚提到的，是“新清史”最主要的几个论点和起源，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可以成立的。既 然不能成立，我们为什么要接受？ 话语与感知：“新清史”在中国的解构与重构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新清史在中国的传播，已经不再是清史学界的问题，甚至不单是学术问题，它牵涉中国社会 的知识生产方式，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 1、“新清史”与史学研究的话语更新 “新清史”的影响扩展到了清史以外的断代史学界，比如，一向以民族史研究为核心内容的 中古史学界。“新清史”及其背后的研究潮流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启示，在这种启示下，学者们着 力发掘北朝不同于南朝的面向，并将这种差异部分归结为“内亚性”，由此打开了新的论说空间。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新清史”只是提供了一种言说方式，断代史的研究内核其实并 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内亚性”阐述北朝的特性，重点在于强调北朝与南朝的差异。这一理论 关怀由来有自，早在南北朝时代便有南北之间的正统之争，这种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后来成为史学 问题，一直延续至今。在现代史学中，南北朝差异问题及其历史走向，又成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 的依据。诸如将秦汉划分为帝制中国的第一阶段，将隋唐划分为第二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 便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大融合带来了新的文明因素与活力。 所以，“新清史”对断代史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影响的发 生与中国学界自身的内在需求有关。当前，中国学界积极建构中国话语，需要超越、涵化各种理 论。一方面要对既有的民族史、断代史、通史理论进行再发掘，另一方面要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引发的反响，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尝试。 4 如果再进一步将视野扩大到东亚便会发现，日本、韩国学界也在建构类似于“新清史”的话 语。如近来日本学者提出“东部欧亚世界论”，将东亚世界视作欧亚世界的一个局部。所谓“东 亚世界”，在西嶋定生的学说中是指以中国为中心所展开的世界，其标志是汉字、律令、佛教和 儒家思想。“东部欧亚世界论”超越“东亚世界论”的地方在于，将“内亚性”引入东亚问题的 解释模式中。这一思潮与美国学者的观念有相互呼应的地方。韩国学者也在关注内亚论，考察“内 亚性”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由此改变了此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论述方式。 “新清史”的产生及传播，最早可能只是美国学界内部竞争机制的产物，是学院派的话语创 新，可是它传入东亚以后，却提供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东亚各国试图以此更新话语，重新定义 彼此之间的历史关系。 2、“新清史”与公众史学的话语建构 在学术界，“新清史”成为了一个话语事件，但从大众的角度来看，它的影响力可能远远抵 不上公众史学的写作。历史小说，比如二月河先生的系列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众的清史 观；清史小说、影视剧中的宫廷政治则作为大众自身处境的隐喻，影响了其理解历史的切入点。 “新清史”无法如此提供大众理解自己生活的方式，因此暂未影响公众历史认识的模式；它对大 众的影响，主要在于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在当前发达的舆论环境中，大众的阅读趣味会被媒体 敏锐地发现并加以塑造。尤其是以中青年为传播对象的自媒体平台，需要大量的趣味性阅读。大 众通常以娱乐化的阅读立场消费来自国外的中国史论述，“新清史”便成为趣味性阅读的最佳原 料。于是，许多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乐于制造相关话题，诸如乾隆皇帝是否真的闭目塞听，承德是 否清朝统治游牧世界的首都，诸如此类。 大众史学按照自身的逻辑将“新清史”视作话题的源泉。经过话语转换，“新清史”的叙事 反而会为中国普通民众提供一种消费性的历史体验，就如同出国旅行一般。年轻一代的学者在这 种大众史学的氛围中成长，这种大众性的话题也会影响他们的关注点。 3、中国历史的感知性差异与学理分歧 必须承认，当今中国学人对于中国清朝历史是缺乏直观感知的，准确地说，我们感知清朝的 方式是经由晚清到五四的那一代学人所塑造的。晚清到五四的学人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的连续 性、断裂性与革命性。他们及其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重要的奠基人，为文史哲诸学科规定 了研究主题与思想路径。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研究前提大多与晚清五四的 时代性质相关。 王锐先生曾分析过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政治关怀，并将之与陈寅恪的晚清经验联系起 来考察，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方法。陈寅恪先生学说中的“关陇集团”论，或许来自对清代 八旗制度的感知，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均是中国政治的结构性存在。传统的中国政治运作， 要求在官僚制度与皇帝制度之间存在一个统治群体，他们或是门阀，或是科举士大夫，或是关陇 集团，或是八旗子弟。可见，在历史研究中，比强调旗人族群身份更重要的是发现其“结构-功 能”性的存在性质。 同样，清代统治者的不信任感，常常成为以族群政治理解清史的重要证据。但是统治者的不 信任感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焦虑，这种权力焦虑之所以存在，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产物。如战 国时期的政治思想论述十分关心作为“寡人”的君主统治大众的合法性何在。在法家建构的政治 体制中，君主的安全感十分缺乏，《韩非子》专门有“八奸”篇，讲述君主如何保持权力。所以 说，清朝皇帝的权力焦虑正是其信奉中国政治模式的表现。 清代中国与此前中国的连续性，还在王朝正统性塑造的维度得以阐发。雍正皇帝曾说，清朝 的法统同时来自塑造草原政统的大元与接续秦汉政统的大明。乾隆皇帝时代修建历代帝王庙，将 清朝的法统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中。这种认同并非是主观性或策略性的，而是中国王朝合法性建构 5 的程序所在。从秦汉以来直至宋朝的历代王朝，都要完成一个禅让的程序，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 在承认前朝的基础上。元明清三朝虽然没有禅让的程序，但是仍然通过即位诏书、祭天诏书、官 修正史等程序表明承袭关系。因此，只有将清朝置于中国通史中才能看到，其统治者的诸多政治 运作其实遵循的是由来已久的规则，追求的是程序正义。 新帝国史对“新清史”的影响 殷之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 汪荣祖老师判断，“新清史”的史观来源于日本的蒙元史。我想补充一点我的猜测，即“新 清史”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可能还来自帝国史、特别是新帝国史。新清史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与此同时，随着英帝国秩序的衰落与美国全球霸权秩序的兴起，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讨论， 以及在英语史学界影响非常大的“帝国史”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动向。以濮德培（Peter Perdue） 对清“帝国”的讨论为例，他将清朝定性为统治了“不同民族”的“殖民帝国”。在这个框架下， 濮德培把理解清朝政治变迁的重点放在了“边疆”与“中央”的张力关系上，并从比较史的角度 出发，尝试叙述“清帝国”与奥斯曼或者英帝国殖民与现代化过程的异同。 这一系列重新理解中国清朝历史的尝试，都很好地呼应了同时期帝国史发展中的新动向。随 着 20 世纪 80 年代英帝国政治的全面衰落，帝国史的问题意识无处安放。随着英帝国及其秩序的 衰亡，帝国史研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用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的话来说，帝国 史研究者的“忠心”无处安放。帝国政治的衰落带来了帝国史研究方向的转变。与 19 世纪末期 出现的传统帝国史研究不同，新帝国史多从文化观念与政治话语角度切入帝国研究。因此，这类 新帝国史格外注重诸如性别关系、种族想象等议题。在空间秩序方面，新帝国史的研究者们更关 心在直接殖民统治衰落之后，帝国中心（metropole）与边缘（periphery）/被殖民地区（colonised） 之间持续存在的文化与认同关系。这种问题意识的来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对“非正式帝 国”（informal Empire）的发现。杰克·加拉德（Jack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 最初用“非正式帝国”来描述 19 世纪英国通过对全球贸易网络的控制而构成的世界性霸权地位。 在这种视角下，帝国的“边疆”便显得更为重要。“边疆”从原先“正式帝国”治理权利的边缘 变成了“非正式帝国”全球贸易活动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非正式帝国”将帝国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从原先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转化成了一种互动联 系。通过这一转换，帝国边疆的意义又再一次得到凸显。边疆地带不再是单纯的领土殖民地，而 成为帝国贸易网络中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部分。约翰·加拉德的学生克里斯托弗·贝利 （Christopher Bayly）提出要从帝国的边疆去理解帝国。作为一名研究南亚历史的学者，贝利为 理解印度、特别是理解“边疆”在整个帝国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这种从“边 疆”发现的历史，其主体性仍旧落在“中心”，并解释了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深层逻辑。克里斯托 弗·贝利、大卫·菲尔德豪斯等新一代帝国史研究者们强调要从帝国的边疆或是帝国的“接触地 带”（the contact zone）去发现帝国的逻辑。通过他们的工作，我们发现，在 19 世纪以来所谓英 国的“第二帝国”时期，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变化与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英国全球贸易的重 要性愈加凸显。随着 1813 年《宪章法案》（Charter Act of 1813）的颁布，原本由英属东印度公 司垄断的跨印度洋贸易线也进一步开放给依托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私人贸易商。通过全球贸易而 构建起的“英国第二帝国”也与传统的殖民或大陆领土帝国产生了重要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非正式帝国”和传统的陆上帝国有根本差异。“非正式帝国”可以不 通过直接治理来实践其全球秩序的野心。“非正式帝国”更重视对贸易线及贸易垄断权的控制。 “新清史”受到了帝国史讨论中再理解“边疆”与“中心”关系的影响，但却省略了帝国史研究 中对旧殖民帝国与新“非正式帝国”的区分。 6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帝国史研究中后殖民主义对“新清史”研究的影响。后殖民主 义影响下的帝国史研究彻底将视角转移到被殖民地区，特别是印度。诸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等学者不再从“中心”与“边疆”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的现代 化进程。他们更着力于重建一个自恰的“民族”历史，以及在这种民族史的内部寻找“现代”的 内在动力与独特性。在这种视角下，“现代性”（modernity）从一个全球统一的同质化体验，变 成了多样的（modernities）、以民族历史为中心的复调。通过这种对中心秩序的对抗，后殖民的 帝国史叙述实际上变成了对民族史，特别是殖民地民族史的再造。 这种叙事的困境也显而易见。作为对抗欧洲中心的帝国史叙事，后殖民史中描绘的“民族” 史不但用静态的“民族”观念裁剪了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由于对人造的“民族”中心的过分强 调，而忽略了互联互通对整个全球现代秩序的塑造性力量。在这种对民族性的强调中，印度的历 史似乎同全球贸易毫无关联，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民族史。 今天“新清史”对“边疆”的重视似乎也走了这样一条路径。在这一视角下，边疆变成了一 个狭义的民族史的对象。它与“内陆”的联系也随之成为一个静态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这 种静态秩序中，甚至包括俄罗斯、英国与奥斯曼在中亚的领土“大博弈”（the Great Game）、 现代资本主义入侵等一系列重要议题，都消失在“边疆”这个后设的框架之外。中国的历史就变 成了具有浓烈西方中心帝国主义色彩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与“鞑靼中国”（Chinese Tartars）关系的讨论。 1 从历史观念上来看，“新清史”包含了许多关键的概念偷换与含混。它并未从一个历史化的 角度去明确界定“中心”与“边疆”概念的动态变迁，也没有明确地在全球比较史的视野中界定 “帝国”的内涵。在它的讨论中，边疆与民族概念的使用尤为含混，甚至呈现出非历史化的特点。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英语学界中产生的“新清史”，其讨论并未能与英语学界对“新帝国史”与 全球史的讨论成功对话的一个原因。 如何借助“新清史”理解中国性 周展安（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新清史”是主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源于北美学术圈的一股潮流，但就其晚近以来在 中国的广泛影响而言，毋宁说“新清史”讨论更是内在于中国学术界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是 一个中国思想界内部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撬动了近来越来越成为中国思想界 之核心的“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性”这一话题。对此，“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的回答 是：“寻求‘真正的中国’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 “新清史”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比如对于非汉文资料的阅读、对于满学的研究、对于内亚史 的研究等等，都超出我目前的知识范围。特别是在我阅读了内亚史研究专家钟焓教授对于“新清 史”高屋建瓴的系列评论文章之后，更觉没有再加陈述的必要。这里仅就管见所及， 谈谈自己 的几点感想。 “新清史”研究致力于阐释，清朝统治的成功不只是在于满洲人的被“汉化”，而更在于他 们保持了自己作为征服民族、作为内亚人的特性。这种把对清代的研究视野转移到“视满洲人为 历史主体”的维度上来的做法，对于既往的清史研究确有拓展的意义。但是，就其代表性研究来 说，“新清史”的研究在根本上采取“向上看”的视角，即着眼于作为统治者的满洲贵族集团， 着眼于这一集团在宫廷生活、军事征服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的表现，而对于清代中下层社会则鲜 1 China Proper，也译为“汉地”，这是一个 18 世纪的概念，最早的系统论述来自 William Winterbotham 写于 1795 年讨论中华帝国地理与风俗的著作。 7 有触及。以“新清史”的代表性著作，所谓“新清史四书”为例：罗有枝（Evelyn Rawski）的 《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主要依据 清代的内务府档案写成，关注的是清代宫廷内部的政治、礼仪、宗教等问题；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主要着眼满清贵族集团内部，考察皇权意识形态的变迁，作者自己坦 承该书对于“社会和清代历史”的一般状况着墨甚少；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的《满与 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聚焦以慈禧、载沣等为中心 的满清皇室集团，分析其地位变迁；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集中讨论满洲 人的民族性问题，特别强调了八旗制度对于维护满洲特性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清代基层社会， 无论是中原还是边疆的基层社会的面貌并不清晰。但如果将目光转向基层社会，则可能看到另一 番景象：“虽然清朝在 1740 年制定封禁政策，但也‘势难禁阻’汉人继续迁往东北的行动。这 1 样，满、汉人民就冲破了清朝所划定的旗民居住界限，形成了广泛的杂居局面。” “新清史” 的系列研究对于矫正一般的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诚然有其价值，但在凸显满洲之独特性这一 点上用力过猛，对于满清统治集团的历史性变化关注不够。也许需要追问，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 史中，满洲之独特性是否呈现为均质的状态？汉化的程度是否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所谓 “满洲之道”在 17 世纪、18 世纪的表现是否和 19 世纪类似？实际上早在乾隆时期，即便是在 皇室内部，满洲风俗就已经处在败落当中。乾隆二十四年谕：“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效汉人装 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乾隆五十年谕：“朕 临御驾以来，办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恐满洲习气日下，不时降旨，使各务根本，而询问清语， 多不能答。”（《大清会典事例》，卷 1114,1147）乾隆的要求固然反映了满洲统治集团对于“满 洲之道”的严格维护，但这种严格维护本身正凸显了“汉化”的深入程度。欧立德也坦言：“乾 隆希望通过发扬和保护祖先之道以维持认同并确保清朝前途的艰苦卓绝的行动，基本上以失败而 告终。”（《乾隆帝》）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新清史”的拓展性研究依然有相当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 其对清史专业研究领域的刺激，也表现在它跃出专业范围对于当下思想状况的冲击。这后一方面 甚至更可注意。就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新清史”的研究者绝不仅仅是注目清史的专业领 域，他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宏观建构从 16 世纪以降的帝制晚期一直到当代中国的五六百年 间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他们要“构建出一整条环环相扣的解析中国从帝制时期到民族国家阶 2 段历史演进的逻辑思考长链”。 “新清史”的大多数学者都极为关注当代中国，并运用他们关 于清史的专业知识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族群和边疆问题。对于这些论述中的政治内涵特别是分离主 义的倾向必须有相当的警惕。但在另一方面，“新清史”研究对于“边疆”和“边疆民族”的重 视之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及“中国性”的理解确有提醒之力。 诚然，对“边疆”和“边疆民族”的重视并不新鲜。在满学研究、蒙元史研究、内亚研究、 民族史研究当中，这都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是，相比于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专业研究，正是“新清 史”把一种姑且可以概括为“内亚视野”的看待中国的方法有效地带入一般的中国史研究领域， 并直接刺激了当代思想中对于“中国性”问题的思考。浅学如我，就正是因为“新清史”正反两 方面的刺激而尝试摸索了一点北方民族史的知识，了解到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以来的 所谓“征服民族论”对于“东亚世界论”的冲击，以及“北族王朝体系” 对于中国史领域中的 1 2 李燕光：《清代的满汉民族关系与满族的阶级关系》，《民族团结》1962 年第 7 期。 钟焓：《“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5 月 6 日。 8 “秦汉体制”“唐宋转型”等论述的挑战，等等。这也启发我重新思考从钱大昕到魏源对于元代 历史的重视及晚清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综合来看，“新清史”的系列研究的确冲击了素来对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认知， 但 并不足以在根本上动摇这些认知。“新清史”学者习惯性指责近代民族主义对于稳定的“中国” 或者“中国性”认知的建构，但是，回到近代以来的历史情境中，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难道 就没有它真实的动力吗？“排满革命”只是一种话语建构吗？从这个角度说，“新清史”过分抽 离了中国近代的真实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于“新清史”的强烈反弹是否也和我们把 清代的历史地位看得“过重”有关？20 世纪中国固然继承了清代的人口、族群、疆域等，但 20 世纪中国的根本性动力从自身历史继承的角度来看，到底是来自清代，还是来自更早以前的明代 呢？和人口、族群、疆域等相比，明代的阳明学是不是更具活性的历史要素？20 世纪中国革命 中民众地位的上升和“满街都是圣人”这一阳明学的主题不是有更密切的关系吗？清代固然有军 机处、理藩院、八旗制等独特的制度形式，但是，这些制度形式对于自宋代以来的持续平铺下沉 的历史趋势是中断，还是推动呢？从章太炎到钱穆对于清代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批评性分析，仍有 待于阐发。 更进一步说，由围绕“新清史”的讨论所激发的思考，无论是从“汉化”的角度发展出来的 对于“中国性”的认识，还是综合了“边疆史”“民族史”的视野而对于“中国性”更具动态性 的理解，都是一种从近代以前的历史中去抓取既定资源的做法。整理历史资源是重要的，但同时 亦不应忘记 20 世纪中国革命对于构建“中国性”所具有的意义。我认为，不是任何别的时代， 而正是和当下直接相关的 20 世纪的革命历史，促使“中国”这个概念在“政治”和“文明”之 间保持了最为饱满的张力，从而使“中国性”成为具备政治能量的文明或者是具备文明潜能的政 治，即一种新型的“文明–政治”。 晚清以来塑造中国意识的难题 黄锐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讲师） 我自己不研究清史，不过一直关注新清史的相关论争，特别是 2015 年汪荣祖老师与姚大力 老师在《上海书评》上的那场论争。当时一位网名叫司马亮的人大学生对这场论争做了评述，流 传很广。他认为姚大力老师是由古代史的民族融合出发，强调非汉族因素对于建构一个广义中国 的重要性，而汪荣祖老师采取的是近代史的视角，强调“国族”的主体性，强调“汉化”在构造 “国族”统一性中的重要性。 这其实揭示了清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源与接下来的民国史、革命史的紧密勾连。姚大力 老师以古代史研究者特别是元史研究者的身份涉及新清史论争，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古代史 中的民族融合常识简单平移到清史研究领域其实是一种错位，因为在古代史中，外部因素（西方） 尚未凸显，民族融合背后的主体性问题（何谓中国的问题）并没有清史中那么重要——刚才李磊 老师指出，古代史研究受新清史研究的影响，所以现在也开始讨论民族融合过程中何谓正统的问 题。但何谓正统这一问题显然与何谓中国的问题还不大一样，因为何谓中国的问题是在“万国公 法”的全球史体系下出现的。 因此，新清史论争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清朝皇帝的中国君主身份究竟是平行于蒙古可汗 等身份的一种制度多元主义身份，还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基础身份。这个问题其实是当清朝晚 期越来越深地卷入进全球史的格局中时，在西方作为外部对照的情况下日益凸显的——内亚帝国 的制度多元主义当然也是一种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难以适应近现代有主体性要求的“万国公 法”体系。当然这不是说清朝早期时就不存在中国这一基础构造——最近黄兴涛的《重塑中华》 已经将中国的这一基础构造上溯到皇太极时期——而是说这一问题像在古代史中一样没有显影。 9 接下来从辛亥年的《清帝逊位诏书》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都一直强 调“大清即中国”里面的“中国”的基础构造，以及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里面的“一体”。再往前， 其实就是汪荣祖老师紧紧抓住的清史中的“汉化” 问题。就像汪荣祖老师说的，“汉化”只是 一个方便说法，实际并非不承认民族融合，而是要为民族找到真正能够使其融合的主心骨。在汪 荣祖老师看来，“汉化”背后的儒家文化是具有这一整合能力的。不承认这一整合，坚持制度多 元主义，近现代史中的中国这一基础构造很可能会趋于解体。不讲清楚这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 系列政治建构就不可能成立。 那么基于儒家文化的中国这一基础构造在清朝是否真实存在呢？刚才汪荣祖老师举了许多 例子，尤其讲到了汉字在构造中国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在近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领域关于白话文运动的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之前受语音中心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一研究模 式影响，白话文运动往往被视作构造民族国家而进行的一场言文一致运动。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白话文运动背后的言文分离问题。也就是说，白话并不是语音中心主义意义上 的地方口语，而是一种政治构造性很强的统一语，前身就是清朝的官话。清朝的官话本身就是清 朝为克服地方的分裂主义倾向而有意以汉字结合北方方言的一种形塑中国意识的尝试。 不过，除了凸显清史与近现代史的关联，意识到在诸敌环绕的情况下形塑中国意识的重要性 之外，可能也要注意到这一做法在近现代史特别是革命史中的变化。比如言文一致的问题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再一次以大众语运动、方言土语与民族形式问题呈现出来。为什么在三四十年 代，左翼知识精英会再一次排斥白话文这种统一语塑造出来的中国意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 到了晚清以来形塑中国意识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难题：这一意识并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普通民众 还是被排斥在这一构造之外。 还是举一个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例子。阿英（钱杏邨）曾经在上海被日占领的孤岛时期以南 明史为背景写作了历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等。这些历史剧的写作是与南明史研究者柳亚 子讨论的结果。其中《碧血花》最受欢迎，当时连演三十四天，场场爆满。《碧血花》主角是秦 淮名妓葛嫩娘与落魄文人孙克威，两人在南京城破之后逃到福建，效忠于南明的隆武帝。当时隆 武帝受郑成功父亲郑芝龙支持，葛嫩娘来求郑芝龙为孙克威增兵支援，遭到准备降清的郑芝龙拒 绝。葛嫩娘无奈孤身回到前线抗击清军，后与孙克威被俘后一起殉国。郑成功见父亲准备降清， 愤而出走台湾，接下来的《海国英雄》写的就是郑成功的故事。 我最开始读这部历史剧，第一个困惑便是清朝在剧中的地位问题。《碧血花》以明清易代之 际清朝的异族统治影射日本侵华，因此在剧中清朝官兵的形象十分负面。我当然理解阿英为什么 这么写，但如果带着民族问题意识回到明清易代这一“能指”本身，阿英对满清的排斥岂非正好 契合了日本当时满蒙学的分裂意图？我接下来又去翻了 1957 年的版本，在这个修订版中，满清 的形象确实不再那么负面了，但基本情节却没有改动。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到 40 年代南明史历史剧的抗日隐喻，民族问题的指向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实际上，结合柳亚子 的相关讨论，可以发现这时的南明史研究和历史剧已经不再以旧有的民族冲突框架来讨论问题 了。《碧血花》中，葛嫩娘与孙克威相识于南京，后一起逃到福建抗击清军。这是非常具有“历 史感”的设计。南明的“南”可以理解为南北中国意义上的南中国，江南作为儒家士人的主要活 动场域，是文化的象征，北方则是政治的象征。明朝南北问题体现为清浊之争（依附皇权的官僚 与不得势的儒家士人之争），在清朝，这一结构得以延续，体现为南方的儒家文化与北方的异族 政治之争。《碧血花》继承了这一南北模式， 但进一步将儒家士人向下引，与民众的认同联系 起来。葛嫩娘与孙克威逃到福建，号召民众抗清。到第三幕，主角已经变成了帮助他们抗清的村 妇。她们的认同已经不再是民族认同，而是作为底层民众对压迫者清军的暴虐的愤慨。剧中另一 个细节也很有意思，郑成功母亲田氏是日本人，但在劝说丈夫郑芝龙不要降清的过程中，却多次 10 论证民众一边的正义。这些设计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30 年代民族问题的指向，在某种程度上为中 共建国后以阶级方法处理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 当“新清史”的解构遭遇宪法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在法学院教宪法，主要做西方理论，具体点是美国宪法。我 1998 年读大学，上的就是法 学院，今年正好是 20 年整。这 20 年，因为学科背景的关系，我基本上没有读过中国的书，就是 读西方的书，翻译西方的书，写关于西方的书。人到某个年龄段，慢慢地，但也可能是突然之间， 就觉得西方的书不太想读了，明明英文的阅读速度越来越快，但心态上却觉得读不动了。为什么 呢，也许是做西学要真正进入实在很难，一不小心就民科，但进入后又很危险，容易进去出不来， 越挖越深，只见树木，一棵树上吊死，还在指点江山。这有点说偏题了，不过由这个困境可以说 明，西学的麻烦是，当你对它所包含的东西失去此前怀有的信仰时，热爱不再，再读起来就没有 嚼头了。反过来读中国的东西吧，我自己的基础不太好，说得残忍点就是没有基础。我们这代跨 世纪的大学生，许多人学英文比学语文还要多得多，谁书架上没摆着几本《新概念》《走遍美国》 啊。所以现在充其量只能说是用有限的时间补补课，读点最基本的东西。 关于“新清史”，我之前多少了解一点，听各位老师所讲，有个感受。在批评“新清史” 时， 我们不能总盯着美国学者的主观动机，因为既然是主观的，也就是不可推测的，你说出来，他也 可以否认——说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重要的是客观效果，而客观效果之一，大家都知道，就 是“新清史”的种种论述都指向对中国的解构。那什么是解构呢，无外乎就是说不存在着一个自 古以来的、一成不变的、凝固态的中国。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个叫中国的东西，China，一直是 变化多端，甚至流动不居的。如果这就是“新清史”的破坏力之所在，那我的问题是，任何在历 史上长期存在的、在空间上又是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不都是这个样子发展并延续下来的吗？或 者我们不妨说，某种意义上，变化才是持续性得以形成的方式，这才是普世真理。要是这么说， 那么在我看来，似乎学术上也没有什么做回应的紧迫需要。 我做美国宪法史研究，这也就好比我经常讲给国内宪法学者听的，你们看美国宪法，这两百 多年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哪一年最高法院判了哪个里程碑式的案例，这些判决当然很重要，但 如果只能讲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在 1787 年建国时只有 13 个州，现在是 50 个州。同 是一个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但其所据以构成的州的数目却大大增加了，翻了好几番。 这个过程，也就是新州不断加入合众国，就是一个宪法过程。只是如今我们的宪法学者到美国访 问，听的都是法学院培养职业律师的课程，而这些课恰恰不讲那些没有被诉的条款而已。但新州 符合什么条件，经由何种程序，才能加入联邦共同体，这本身是个宪法问题，纵向看，也构成美 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宪法发展。我的朋友刘晗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合众为一：美国宪法的深 层结构》，就对这个问题有很充分的讨论。以林肯为例， 他 1809 年出生在肯塔基州，1816 年 随家人迁居至印第安纳州，刚成年时又搬到伊利诺伊州，在当时都是西部的边疆州。事实上，印 第安纳恰恰是在林肯居家迁居至此的那个月，也就是 1816 年的 12 月，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要 是按照“新清史”的讲法去讲一套“新美利坚史”，那么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不是美国人， 都值得推敲，至少理解林肯如何伟大，如何成为再造共和的领袖，他的“西部”背景就要考虑在 内。 所以说个外行话，从逻辑上看，“新清史”的解构只是纸上谈兵，似乎没有特别值得回应的。 你讲或不讲，怎么讲，中国就在这里。好像我教宪法，就知道我国现行宪法，其序言的第一句话 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 光荣的革命传统”，你看，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它开篇就是这么讲的。 11 刚才听汪先生反复提到一个问题，作为对海外“新清史”的有力驳斥，这就是我们要看看清 朝皇帝自己是怎么讲的，他自己的人设是朕乃中国的皇帝。我非常认同汪先生的这个方法，解释 清朝的政权性质，没有什么材料比清帝自己的言行更有效。作为宪法学者，我也经常会告诉学生， 要解释我们的宪法，研究八二宪法，不去读邓小平是怎么讲的，不去以《邓小平文选》为历史叙 事，反而非要忍不住关怀某些闲杂人等所讲述的“往事并不如烟”，这没有意义，在方法论上也 说不通。 最后提一个相关的问题，我平时会做一些关于香港基本法的研究，因此如前所言，会读邓小 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 集中在 1982 年至 1984 年，也就是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 起点阶段。按照我们官方的说法，这一国家学说以及相应的宪制设计，是为了台湾问题而提出的， 但有趣的是，却因香港问题而最先摆在最高领导人面前，首先应用于香港回归。之所以提出这个 问题，同今天的“新清史”研讨看似有些脱靶，从内陆边疆一下子拉到东南沿海， 但应当也没 有跑题。宪法学者在理解“一国两制”时，往往只关注邓小平当年所讲的“一方面”， 也即如 何在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却遗忘了邓小平从来更加强调 的“另 一方面”，即国家主体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即便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论述为材料， 宪 法学领域内的专家也只是由此来做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学，而缺少一种“大国宪制”的视野。考 虑到 2018 年初的修宪，增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质”，明确了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核心的价值，是我们要坚持的国家根本制度，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 【论 文】 “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1 （日）岸本美绪2 为探索二十一世纪明清史学的新方法，本文将对近来日本学界以东亚地区的角度而讨论明清 交替及清朝国家性质的研究潮流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表明笔者一己之拙见。对于本文的题目 “后十六世纪问题”，各位读者可能感到陌生，因为这是笔者自己造的用语。众所周知，十六世 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亦即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 尚未形成, 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本时期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被称 为“十六世纪问题”。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之中，欧洲、东亚及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新兴政权。十 七世纪以后，这些政权经过各种各样的摸索过程，进而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国家体制。 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国的清朝、日本的德川幕府等本时期所建立的诸国，可以称为“近 世（early modern）国家”。这些近世国家超越了地区间的差异，面临着几个共同的课题。第一 是民族、宗教问题。由于十六世纪国际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新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从而 形成了各种民族与宗教相混合的社会情况，近世国家以何种正当性论理来处理这样的多样性以实 现国家统合？第二是社会编制问题。即近世国家怎样统制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集团，建立统一与 稳定的政治制度？第三是市场经济与财政的问题。十六世纪以后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成为可以支 1 2 原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作者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12 撑政权的财源，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或国外经济的影响也成为足以动摇政权的要素。近世国家 如何控制市场经济来筹措越来越庞大的财政开支？ 在此所谓的“后十六世纪问题”，则是新秩序在上述三个代表性问题下如何形成的一重要课 题。十六世纪前后所出现的新兴政权，在其确立国家体制的过程中都面临这些问题，而且必须提 出自己的因应方式。清朝也不例外。在本文中，笔者不仅是将清朝作为中国史上的一个王朝而加 以分析，而且是以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比较清朝与其他国家，并且考究明清交替 的历史意义以及清朝国家的特征。诚然，如此大的课题不是仅仅依靠笔者个人的研究便可以完成 的。在此，我主要依据的是十几年来日本历史学界所形成的一种研究潮流。这种研究潮流超越对 中国、韩国、日本等各国历史个别进行的“一国史”研究，重视各国间的相互关联，不妨暂称作 “东亚地区论”。这种潮流不限于日本，有关文献也相当丰富，但受限于时间与能力，本文主要 就日本学界的动向进行讨论。不足之处，在此预先征求大家的谅解，并恳请各位不吝批评与指教。 一、东亚地区论的现况 在讨论清朝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日本近年来的东亚地区论的动向做一简单整理。因为清朝 研究的新潮流，与东亚地区的相关整体研究动向有着紧密的关系。 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中对“东亚地区”这个概念系统地加以讨论，以及以“东亚”为单位的研 究方向的确立，无疑要源于中国史专家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西嶋定生在1960-1970代发 表的有关“东亚世界”的主要论文，近年来由韩国史研究者李成市对此进行整理与出版（西嶋定 生，2000）。李成市在他本人的著作（李成市，2000）中也对西嶋的“东亚世界”论做了周到的 介绍与批评，同时对当时西嶋所怀有的问题意识加以分析。即当时西试图摆脱以西洋为中心的一 元化的世界史观，来建立重视诸文化圈独自性的多元的世界史观。他认为1960年代东亚诸国的共 同课题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在这种见解之下，他努力创造以日本人为主体的世界史观。 关于西嶋“东亚世界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 西嶋所说的“东亚世界”即 “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与西北回廊地带东部等诸地域”，是历史上形 成的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为共同特点的比较封闭的文化圈。之所以不包括蒙古高原 与西藏高原，是因为这些地区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的世界。第二，“东亚世界”的共同性不只是依 据文化的传播而形成, 而是由于中国王朝和周边诸国间的册封等政治关系所实现的。第三，从 “东亚世界”的推移上来看，“东亚世界”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分裂期，即中国诸王朝与 东亚新兴国家之间频频缔结册封关系并进行文化传播的时期。虽然在隋唐统一王朝之下“东亚世 界”的连结关系更加紧密，但在宋代，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关系业已解体，作为国际政治关 系的“东亚世界”趋于崩坏，而作为经济交易圈的“东亚世界”逐渐形成。在明朝积极进行册封 政策之下，作为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重新复活，但在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进入东亚以后， 拥有独立性的“东亚世界”终告解体。 西嶋的“东亚世界论”对此后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与此不同的新的 “东亚世界论”，乃至于对西嶋的批评也为数不少，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如下：第一个动向是对西 所讲的“东亚世界”偏重于汉字文化圈的这一点所提出的批判。正如李成市所言，西嶋的理论是 从“建立日本人的主体性历史观”的潮流当中产生的，由作为“日本人”的立场来分析时，有意 义的“世界”不外于汉字文化圈，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将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等北方、西 方的地区排除于“东亚世界”之外。但是客观地来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构造时，北亚或 西域、西藏等非汉字文化圈所担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J. K. Fairbank和M. Mancall 等美国学者的“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的模型比西嶋模式可说是更为完整， 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非汉字文化圈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地位（Fairbank ed.，1968；Mancall， 13 1984）。在日本也有许多研究者以北亚、中亚的游牧、狩猎民族来描绘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 （堀敏一，1993，石见，1998等）。清代史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在Mancall等研究基础上，试图提 供包括蒙古、东土耳其斯坦、西藏等清朝支配西北地区结构的新模型（片冈，1998等）。 第二个动向是对“东亚世界” 的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特征进行批判。第二个动向与第一个 动向同样批判“对汉字文化圈的过度重视”这一点，但是第一个动向仍然维持着金字塔式的以 “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模型，与此相反，第二个动向认为这种模型本身可以说是对 于中国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无意识的同化，而缺乏“立足于周边地区的观点”。 这种批判在日本学界使用非汉字资料的北亚、中亚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活跃。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前，日本学界对北方民族的研究与非汉民族的中国支配这个时局性关心不无关系，并且往往赋 予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含意。二次大战后日本学者对这种情况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试图认真了 解中国民族主义，因此这一接近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有意无意中接受了中国（汉族）中心的北方 民族观，即将元或清等异民族的支配认为是非常态的情况，或轻视其对汉人社会的影响力。目前 有些学者对此中国中心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比如蒙古史研究者杉山正明主张：往往被视为“边 疆”的“中央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才是十六世纪以前世界史动态的中心, 因而提倡把“中央 欧亚大陆”看作跨越诸文明圈的一个历史世界（杉山正明，1997）。 就清代而言，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最为有趣的例子应该说是以石滨裕美子为代表的关于西藏佛 教世界的研究（石滨裕美子，2001）。根据石滨的观点，清朝皇帝用转轮圣王等名称而被定位于 西藏的佛教世界，因此当时人用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佛教世界的原理来了解清朝与西藏、蒙古之 间的关系。不少学者用论文集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尝试从“周边”的视点重新描写世界的面貌 （沟口等编，1994；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4）。用东土耳其斯坦或西藏等当地语言的史料而展 开的新研究迫使我们改变从来的“东亚世界”观——“东亚世界”与其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 元世界，倒不如认为是从不同角度上观察的多数世界观的重叠。在此，所谓的“中心”与“周缘” 的对比本身，可以说是正在被相对化。 第三种是批判作为“国家”关系的“东亚世界”论，而在民众的交流中追求“跨越国境的历 史学”的主张。在西嶋的理论中，“东亚世界”的统合是藉由国家间的册封关系而维持的，即以 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来探讨“东亚世界”的结构。与此不同，不少日本史学者这十多年来试图摆脱 “国家”的框架来讨论东亚海域世界的历史。村井章介提出“环中国海地域”、“环日本海地 域”等概念，指出在十三世纪之后，以海洋为媒介形成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等地区 的沿海居民互相交流的世界。生活于区域边缘的倭寇等“边境人”建立的“地域”统合，与以首 都为中心的“国家”统合之间有某种紧张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决定历史动向的一个 重要因素(村井章介，1988；村井章介，1993)。从网野善彦和田中健夫等先驱性研究开始，由村 井章介和荒野泰典等日本史学者确立的这种观点，影响也及于日本的韩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的 领域，因而形成了“从社会底层来看的东亚世界论”的潮流。 正如村井章介提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何能从国家高于一切的思考方式中跳脱出来， 怎样才能自觉地建立我们与亚洲诸民族、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观点，村井等人的 研究带有对国家主义历史学的对抗意识，因此,“国家”与“边境人的世界”往往被认为是互相 对立的存在。但正如岩井茂树等人的研究所指出（岩井茂树，1996），多种民族相混合的十六、 十七世纪的边境社会才是清朝等新兴国家成长的摇篮，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多民族的接触与交流 往往成为新的国家或民族意识形成的契机，所以村井等学者的“跨越国家框架”的研究，可能对 近世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予以莫大的启发。 第四是以近代史为中心的“亚洲交易圈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滨下武志与村井章介一 样，着眼于超越国家境界的移民或商人等在亚洲诸海域的活动。滨下武志以“朝贡体系”来形容 这种东亚广域秩序的特征（滨下武志，1990；滨下武志，1997）。他所关注的交易并不只限于伴 14 随国家礼仪的朝贡贸易，而是包括广泛的民间交易，所以他所使用的“朝贡体系”这一用语引起 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但是笔者认为滨下采取这个用语与他对西洋中心史观的批判有关。滨下的 “朝贡体系”指的是，没有明确的国境而多民族可以混杂活动的亚洲这一开放性的广域秩序，他 用这一词语来强调不同于近代欧洲型主权国家体系的亚洲型秩序的独自意义，所以与西嶋“册封 体制”的着眼点不同。滨下“朝贡体系”的用意在于指出亚洲广域秩序的开放性、自由以及民间 交易网络的灵活性等等，与西嶋所讲的“东亚世界”在十九世纪解体的观点不同，滨下认为依据 “朝贡体系”而维持的亚洲交易圈的活力，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仍未衰退并 且继续存在。对于滨下的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围绕着十九世纪东亚传统体系的断绝或存续而 展开的论辩还没有结束（滨下武志等编，2001）。无论如何, 在“西洋的冲击”论的相对化的潮 流中，滨下的观点十数年来对日本学界的影响相当大，同时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而追求新的全球 化历史的欧美研究潮流中（其略为极端的例子是 Frank，1998）受到颇高的评价。以上是对至今 “东亚世界论”的研究动向的简单介绍。他们的共同点是超越一国史的界限，以更大的或更有弹 性的地域范围为单位来讨论历史，但其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着眼点和互相对立的观点。以下论述 的关于清朝的研究动向，与上述东亚论的各种潮流也是无法分开的。 二、边境社会和清朝的兴起 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女真族, 是怎样急速地成长并支配整个中国而建立满洲王朝呢？应该如 何把握清朝政权的特征与其成长的历史环境呢？满洲史研究者三田村泰助很早就重视女真与边 境贸易之间的关系，指出十六世纪中叶女真领主们具有“作为商业资本家的性质” （三田村泰 助，1965：156-157）。同时，他主张努尔哈赤势力兴起的背景为万历年间（1573-1620）辽东的 人参、毛皮的贸易热潮。三田村泰助说：“之后清朝没有继承明朝以农业为本的基本政策，而采 用依靠商业资本的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经历入关以前东北的交换经济而受过白银的洗礼”（三田 村泰助，1990：230）。过去的一般说法倾向于把女真(满洲)民族的地域边境性质与其狩猎、采 集生活方式视为满洲人的“落后性”，三田村对女真族的上述评价可说是对这种常说的敏锐批 判。但是三田村的观点在此后的满族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三田村指出明末东北人参、 毛皮贸易热潮的背景为“明朝的奢侈风气与上流人士的不健康生活”，关于这点，其后的研究也 没有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明末边疆的贸易热潮”之说重新受到热切的关注，可以说受到东南海域研究的影响。明末 以来，海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点在数十年前已 经为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全汉升等学者所研究（梁方仲，1939；百濑弘，1935；彭信威， 1954；全汉升，1969）。但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与中国大陆的研究一样，虽然十分关注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可是其研究重点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实物分析，货 币分析可说是冷门。以1980年前后为起点，受Wallerstein等的世界体系论的影响, 在日本明清史 学界的货币、物价、市场等研究与Atwell，欧美学者的研究同时趋于隆盛（此一动向参照岸本， 1997：11-72）。与此同时,以世界或东亚规模的广域经济动态为背景的明清经济的研究潮流也逐 渐明朗。 讨论海外白银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时，学者们很自然地关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是新大陆与 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在海外白银带来的贸易热潮之下，华人、日本人、欧洲人等混杂 交错着进行走私贸易，荒野泰典把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情况称做“倭寇的状 况”（荒野泰典，1987：185-190）。比起倭寇本身，倭寇活动的社会状况更受重视，这可说是 近年研究动向的一个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中，“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村井章介称在东亚 海域活动的这一群人为“边境人”。 15 那么，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上哪里去了呢？当时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与女真，派出 大量的军队驻扎于北方边境，经由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每年军费，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从二百万两 增至四百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额。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 越不足，纳税越困难。即使进口的白银通过交易而迅速地流入全国各地，当时的政府大力地从全 国各地吸收税银而投向北方边境，因此内地农村的白银不足难以解决。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 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如上所述，“北虏” 与“南倭”以白银流动 为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岸本，1997：215-238）。 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与陷于银荒的中国内地相反，环绕着中国北部与东部、东南部的腰带似 的周边地区呈现出国际贸易热潮，白银通过交易与财政管道集中于这个地带，不论“华人”与 “夷人”，都为高额的国际贸易利益所吸引而投身于竞争剧烈的商场中。三田村泰助所讲的北方 边境的人参、毛皮热潮与荒野泰典指出的“倭寇的状况”，都是这种情况的代表性例子。明末的 “边境”不是落后的贫困地带，反而是财富集中的地方。从围绕这些财富而展开的军事抗争中产 生了强有力的军阀, 北方有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 南方有自王直到郑芝龙的大小海上军 事势力。清朝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应该把清朝的兴起与东南沿海军阀的成长综合起来， 从明末“边境”势力伸张的这个较广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其历史意义（岩井，1996）。 着眼于明末的“边境”，并非是新的问题意识。Owen Lattimore主张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相 接触的边境才是新的国家权力成长的摇篮，而称这种边境地带为“reservoir”。清朝入关以前， 多民族混合居住的辽东是他所谓的“reservoir”的一个典型例子（Lattimore，1940）。另外，John E. Wills Jr.强调明末清初“边境历史（peripheral history）”的意义，讨论明末清初从王直到施琅 的许多海上势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据他指出，这些海上势力虽然十分活跃，可是毕竟受到 传统中国大陆体系的控制而被统合于清朝支配之下（Wills，1979）。不过，Lattimore 的“游牧 社会相对于农耕社会”的构想与 Wills 的“海洋中国相对于大陆中国”的构想稍嫌片面，未能充 分说明明末北方边境与东南沿海的两类新兴军事势力同时成长的历史意义。 笔者想强调在明末边境成长起来的新兴势力，不论南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Wills指出明末 清初海洋中国的领导者的共同特征是，集“商人、军事领导者（与官僚或诸外国势力间的）中介 者这三种身分于一身”，这个特征也同样适用于努尔哈赤和其他女真首领们。这三种身分的兼具， 对于在多民族杂居的边境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以扩大势力的领导者们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放 宽视野，这三种身分特征与东南亚史研究者Anthony Reid所指出的十六、十七世纪东南亚新兴国 家的特点——商业性、军事性、多民族性——颇为一致。据Reid所言, 该时期商业热潮中成长的 国家（Reid称这些国家为“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s”）——岛屿部有Aceh、Banten、Makassar 等，大陆部有缅甸的Toungoo朝、泰国的Ayutthaya朝等——都有如下的性质：（1）以港口城市 为首都，把领土内的特产品集中于首都，国王强制管理海外贸易，以贸易利益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2）引进欧洲的新式军事技术，雇用外国人作为国王直属的佣兵或专门官僚。（3）把财源与军 事力量集中于宫廷，国王进行绝对主义式的统治（Reid，1993）。 日本也可以说是该时期丛生的新兴国家之一。十六世纪后半叶统一日本列岛的织田信长、丰 臣秀吉的军事政权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政权内部的多民族性格等这些特 征虽然不如东南亚“绝对主义国家”那么明显，但日本的军事政权也都重视海外贸易，积极接受 新的军事技术，强力统制其他大名来促进中央集权化。当时的日本也置身于东亚海域的商业热潮 之中，因此日本新兴政权与东南亚、中国边境诸势力具有共同特征，并不是一偶然现象。从成立 的环境来看，这些势力可以说是从十六、十七世纪东亚与东南亚商业热潮这同一个母体中所诞生 的亲兄弟。但在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贸易热潮的衰退，这些势力的一部分被淘汰，另一部分克服 危机而确立其支配。在中国大陆，入关的清朝占领了全国领土，1683年台湾的郑氏投降，清朝巩 固了支配的根基。在日本，1603年成立的德川幕府成功地控制其他大名，透过1630年代的“锁国” 16 与80年代的贸易限制的强化，建立了独自的支配体制。在东南亚岛屿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 部分的新兴国家无法抵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攻势而被纳于其支配之下。在大陆部，越南、泰国、 缅甸等当地政权却仍然强大，巩固了对内陆的支配。 综上所述，在十六世纪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势力中，过度依靠海外贸易的势力面临十七 世纪的不景气而丧失了力量。与此相反，能够转换为以土地为基础的国家的势力才在竞争中生存 下来，从而构成了此后的东亚、东南亚世界。朝鲜王朝在十六、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情况与明朝相 似，夹处于北方的女真（清朝）与南方的日本这两大新兴势力之间，只能维持守势，但由于朝鲜 不依靠海外贸易，因此能在十七世纪的淘汰漩涡中生存下来，于十七世纪以后的东亚中占据重要 位置。 以下以清朝为中心，探讨十七世纪以后独自体制确立的各个东亚国家如何解答“后十六世 纪”的共同问题。 三、清朝国家的民族问题 在日本的清史学界，从“中国史”的角度以汉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与从“满洲史”的角度 用满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一直存在着不易融合的两类研究潮流。但根据少壮派满洲史研究者 杉山清彦的论述，现在渐渐出现了克服这种分离的动向（杉山清彦，2001b）。在美国也出现了 开展新的清朝国家论的动向，对清朝国家的“满洲性格（Manchuness）”进行再评价（Rawski， 1996）。 Mark Elliott指出，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满洲研究复兴，与二十世纪末风靡整个历史学界 的方法上的反思这一潮流有关，亦即对过去被特权化的历史记述提出疑问，进行再思考（Elliott， 2001：32）。对于清朝为什么能够统治中国长达二百数十年之久这个问题，过去被学界共同承认 的是：满洲人为先进的中国文化所同化的结果这一“汉化学派（Sinicization School）”的解答。 为了“解构”这种基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国（汉族）中心的历史观，新的满洲史研究（所谓 的“阿尔泰学派”）使用满文史料，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性格，主张没有完全被汉族同化的满洲 认同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种动向可以说与上述日本东亚地区论中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评 一致。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在强调满洲性格的美国新研究潮流中，所谓的满洲民族并不被认为 是客观的实体，而是作为被构成的论述的文本来加以探讨（Crossley，1999；Elliott，2001：16-17）。 美国学界中所谓的“汉化学派”与“阿尔泰学派”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清朝国家性质的对 立。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世界，“华夷”论与政权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可说是十七、十八世纪东亚近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的主人， 这不仅是清朝内部的问题，也导致整个东亚“华夷观”的多元化。这里所谓的“多元化”有多重 意义，第一、“华”已经不是汉人或中国的专有之物，东亚许多国家也产生了“华”的自我意识。 第二、判别“华”、“夷”的理论呈现多样化，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论互相对立。在这种 多样化的潮流中，各个政权或各个集团按照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例如在朝鲜，大多数知 识人蔑视夷狄支配下的清朝，为了成为“小中华”，认真学习正统儒学，凡事都严格遵守中华风 俗礼仪（郑玉子，1998；山内，2003），因此儒教的正统教学和朱子家礼甚至普及到地方农村。 在日本德川幕府也描绘了以日本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域的一种国际秩序，即学者所谓的“日本型 华夷秩序”（Toby，1984；荒野，1987），但支撑这个秩序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与朝鲜相同的儒教 道德和学问，而是与中华的文、礼相反的“武威”与“神国”意识。 该时期的东亚华夷观念的新展开，一方面导致了华夷思考的“机能性概念”化，亦即所谓的 “华”，并不是中国或汉人这样特定地域或民族所固有的性质，而是采取普遍主义的立场——任 何地域、任何民族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 就都可以成为“华”。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是以 17 这样的机能性的华夷意识为前提而成立的。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强调自己民族固有的独自特质， 比如勇敢或朴素，来试图巩固国家认同。日本的“武威”、“神国”意识以及强调日本人纯洁朴 素的心态的“国学”等，可说是这个面向的例子。 在清朝，上述两个面向结合在一起出现。关于清朝的民族认同，从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雍正 皇帝的《大义觉迷录》。本书的目的在于反驳汉人下层知识人曾静视清朝为“夷狄”的反清观点， 而宣传清朝支配的正统性。在本书里，雍正皇帝主张“从来华夷之说, 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 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 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 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曾静书中有“夷狄异类, 詈如禽兽”之语, 但皇帝说，曾静才是蜂蚁不若之异类。那么，人与禽兽蜂蚁之间的不同到底在哪里？据皇帝说， 人和禽兽之别在于是否能体会“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 有熙宁静之风”这种人类最普遍的基本道德，而不在于儒教的学问或衣食住行等具体的文化习惯 之中。在这里，皇帝利用儒教的普遍主义理论来向汉人知识分子宣扬清朝的正当性。这样的观点 可以说是“机能性”华夷观的一种最极端的类型。但另一方面，正如Elliott所强调的，清朝决不 放弃强调武艺和质朴生活的“满洲之道”（Elliott，2001）。 在清朝的论理中，这两者不是互相抵触的。因为贯彻机能性华夷观的结果，满洲固有的武艺 和风俗习惯，与“尊君亲上”等基本道德是在一致的范围内，不会被视为是应该否定的落后性或 野蛮性，儒教的普遍主义和固有的民族认同两者，在这种论理框架中可以和平共处。在这里，我 们可以发现包含多样文化习惯的多民族国家的开放性理念。与此相反，朝鲜、日本等对抗清朝， 强化单一民族的认同与自尊感，与清朝的方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清朝、朝鲜和日本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即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 东亚地区，中国周边的民族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利用华夷思想，以寻求自己政权的正当化，清 朝也在这个共同潮流之中。结合“华夷一家”、“中外不分”的普遍主义和强调“满洲之道”的 民族认同的清朝的独特对应，也可以说是对“后十六世纪”共同问题提出的一个答案。对于近世 东亚的中华意识或民族认同的问题，不仅是透过各个国家分别研究的一国史研究，而且要透过广 阔范围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尝试幸而已经开始，希望将来东亚的比较研究 能越趋发展，获得卓越的成就（皞永禄，1996；朴忠锡等编，2001）。 四、清朝国家的社会编制 在清朝的支配体制中具有浓厚的“一君万民”色彩，即不允许特权集团的存在，要把全体人 民都直接统合于皇帝的支配之下。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的各种政策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雍正皇帝极 力批评满洲人、汉人双方的支配集团中特权主义与结党成私的习惯，明确地提出不论出身、只要 有才干就可以晋升的理念。实行“豁除贱籍”，给予前代以来被歧视的贱民集团“改业为良”的 机会，也是雍正皇帝这一系列政策之一（岸本，2002）。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清代是打破固 定身分、促进阶层间流动的一个时代。如果从特权集团的消灭和皇帝权力强化的角度来看上述动 向的话，清代也可以说是自宋代以来一直发达的君主独裁制度达到顶点的时代。称雍正皇帝为 “中国独裁政治的最后的完成者”（宫崎，1950：3），也不是无所根据的。 十七世纪日本透过丰臣秀吉的“刀狩（没收武器）”、“兵农分离”、“检地（丈量）”等 政策，所形成的社会体制与此适成鲜明对比。各个“家”被认为是世袭的“家业”，大名的家、 武士的家、农民的家、商人的家，都有固定的职业，原则上无法改变。当时日本人认为：与“郡 县”特色鲜明的中国不同，日本是一种“封建”社会。福泽谕吉曾描写德川时代的故乡中津（现 在的大分县中津市）的情况如下：“如同整整齐齐将东西装入箱中般地，秩序被建立起来，经过 18 几百年一动也不动的样子（中略），祖先代代之中，为家老（高级武士）者是家老，为足轻（下 级武士）者是足轻，夹在其中者也是同样，经过几年连一点变化也没有”（《福翁自传》）。 该时期的朝鲜与日本不同，在法制上没有被固定化的世袭身分制度，但是朝鲜时代的身分制 度与清朝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关于两班（士族）来说，一个人是否属于两班，不是依据通过 科举等认定的个人能力来决定，而是出生于两班之家这个事实本身，成了社会认知其为特权阶层 的资格。那么一个家是否属于两班，又如何决定？其实两班的标准十分暧昧，综合祖先曾任官僚 或学者的地位、合族世居、儒教式生活方式（学问、礼仪等）等各种标识，在地方社会上自然而 然形成的一种名望，就是两班的标准。这样的暧昧性本身，可以说孕育出了朝鲜两班以严格遵守 儒教的规范来维持格调，试图取得社会认同的特有努力。如上所述，清朝的社会编制与日本、朝 鲜比较起来，可说是流动性颇高的竞争社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朝支配体制的上层 存在着八旗这一独特的世袭身分集团。清朝的“独裁政治” 与八旗有甚么关系？有关初期八旗 制度的最近的研究强调，八旗的金字塔式组织实际上以氏族关系、通婚关系等长期的人际关系为 基础而编制成的（杉山，1998等）。杉山清彦认为,“一族分封与以其进行分层支配的国家结构， 以及约束其内部的主从关系的原则，与属人主义的编制原理”是中央欧亚大陆诸国家共有的原 理，因而提倡从这样的角度来阐明八旗的性质（杉山清彦，2001c）。 杉山基于严密的考证，把八旗的属人编制原理视为中央欧亚大陆的特征，说服力颇强。但另 一方面来说，八旗的这种性质也可以作为明末边境新兴政权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做一番比较。 李成梁等北边的军阀也好，郑芝龙等海上军阀也好，或者日本的织田、丰臣政权也好，这些军事 政权本来没有井然有序的统治组织。任何势力在创立初期，杂乱地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战斗集团， 比如自家培养的家兵、通过血缘或通婚而结合的诸集团、战争中联合或投降的其他集团等等。 Wills指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上军阀的共同特征是，“经过正当化的持续性政治制度没有出 现，反倒是在海上追求利益和权力的集团形成，其往往依靠领导者的个人力量，亦即能把海军的 指导能力和商业上的结合关系，以及与官僚、外国人关系的中介才能集于一身的领导人物的力 量”（Wills，1979：210）。Wills认为，该时期海上势力之所以无法建立坚固国家的原因正在这 里。换言之，这些势力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个人的、非制度性的领导权转换为持续的政治 制度这个问题上。 战斗中培养出的忠诚人格以及血缘、姻戚关系是支撑军事政权的十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些 关系毕竟基于私人感情。伴随着政权规模的扩大，透过这种主从关系或血缘、姻戚关系而结合的 集团，可能对君主权力加以牵制，也可能阻碍秩序井然的集权制度的成立，甚至导致政权的解体。 这些军事政权一方面要维持直属于君主的近卫军，另一方面要强力地控制其他集团，并且对集团 的内部组织加以重新整顿，这两方面的尝试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中也得到验证。日本幕藩体制的国 家秩序是继承战国时代国家制度的“复合国家秩序”（水林，1987：279）。在丰臣秀吉与德川 家康的统一过程中，各个大名维持着自己的家臣集团和军队来服从统一政权，所以统一国家成立 以后的国家秩序也以诸大名统治的领地为单位而编成。但是幕府对诸大名具有颇强的控制力，有 时甚至没收或变更大名的领地。同时，在幕府和各个大名的家臣集团中逐渐形成了官僚式支配组 织。如此一来，日本德川时代的国家制度是以战国时代以来的军事集团为单位而编成的，同时， 在这种复合式国家秩序中逐渐进行集权化和官僚制度化。 与此相比，清朝的国家制度在整体上呈现一种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形式，由于清朝入关以后 继承了明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清朝在建国过程中拥有的作为复合性战斗集团的性质，在入关 以后只不过作为统治机构的一部分而被保存，就是八旗和三藩。三藩覆灭以后，八旗一直保存到 清末，而如何维持作为战斗集团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以及如何控制并整顿八旗的组织，这 双重课题也一直持续到清末。八旗组织的复杂性对满洲史研究者是一个难题（柳泽，2001；杉山， 2001b），但八旗的复杂性与清朝为政者所面临的难题——即怎样把非制度性的战斗集团整顿起 19 来、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秩序之下这个课题有关。 清朝统治机构的以上特色，与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王朝的统治机构具有共通点，从这点来说， 把辽、金等王朝和清朝进行比较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此同时，“东亚近世国家”之间的共时性比 较也可能为我们开辟新的眼界。近世东亚诸国的独自统治体制，比如把科举官僚制度和八旗制度 结合起来的清朝体制，以及诸大名在幕府控制下统治自己领地的日本幕藩体制等等，都可以说是 对“后十六世纪”共同问题的不同解答。因为，动乱中出现的战斗集团的统合与秩序化，正是当 时东亚诸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五、清朝经济的特征 岩井茂树在关于明末北边社会的论文（岩井茂树，1996）结论中指出：“十六、十七世纪辽 东的满洲国家的出现是，除非这个时代才能出现的边境人的政治性集结的结果。而由于代表边境 人利益的这个国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所以长城和边墙这些境界被废除，曾为时代焦点的边境 的暴力问题也得以解决。这些事情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些情况，白银或人口、物品流动激 烈的动荡时代才能够成功地步上稳定轨道。”与前面所引用的三田村泰助的“白银的洗礼”论相 同，重视清朝从边境政权以来一直拥有的商业利润追求的合理性的看法，在现在的日本学界渐渐 得到支持。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受异民族清朝的抑制而挫折的主张，在过去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的研究中是一个有力的观点（尚钺，1956），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界中这种主张似乎很少。欧美 学界也正在努力建立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的世界史观，例如以Pomeranz为代表的所谓California School，强调清代经济的自由与先进性，得到了不少支持（Pomeranz，2000）。 当然，这样的自由性并不是清朝独创的。比如明末的赋役改革（关于二次大战后日本学界对 明代赋役政策的研究, 参考谷口，1998：355-385），明朝为了适应商业化，已经开始摸索更具 弹性的经济制度。清朝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它的延长线上。那么，我们应该从甚么角度来研究 从明末到清初的经济发展呢？那是与王朝交替无关的“中国”经济的直线性发展吗？还是清朝 与明代的经济体系有不同的基本性质吗？有趣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自由程度”、“开放程度”等 直线式尺度来衡量清朝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是从近世国家共同面临的经济秩序的重建，这一课题 的角度来仔细分析清朝所作出的独特解答。十七世纪以后东亚、东南亚新兴国家所面临的经济课 题不是单纯的自由化、开放化，而是解决十六-十七世纪经济动向所带来的难题，以重建稳定的 经济秩序。那么，在这里所谓的难题又是什么呢？一方面，该时期的商业热潮透过边境的战争与 军阀的成长威胁了国家的统合，另一方面，十七世纪中期国际商业趋于萧条的动向（有些学者称 它为东亚、东南亚的“十七世纪全般危机”。有关的讨论，参考Atwell，1986；Reid，1990）当 中，过度依靠商业的国家走向没落的命运。因此，度过这个难关的国家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控 制广域商业的盛衰起伏而把其利益与国内经济的稳定与繁荣顺利地结合。 各国对这个课题的回答有若干的共通之处。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可以说是东亚诸国断然 实行重大赋役改革并努力进行财政整顿的时代。在中国，从明末张居正的全国土地丈量和一条鞭 法为首的大规模改革，到雍正时期的摊丁入地等告一段落。在朝鲜，十六世纪末倭乱之后，重新 实行量田，并实施大同法等赋役改革。在日本，以丰臣秀吉的“太合检地”为代表的土地调查和 “石高”制度（以“石”为单位的全国性赋役制度），为德川时代的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尽管 有上述共通之处，各个国家的回答仍有独自的特征，特别是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 清朝入关以后，为封锁东南的郑氏势力而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1683年郑氏投降之后，海禁解 除，此后除了治安上的限制之外，对外贸易大致没有采取限制政策。结果，随着白银流入，十八 世纪清朝经济显现出繁荣景象，贸易额和物价人口等各方面经济数值持续上升（岸本，1997）。 山田贤指出，清代经济体系的特点在于“藉由景气热络所带来的边境活跃化这个途径，来解决景 20 气热络所形成的人口压力增大等不安定因素——这种循环性的膨胀”（山田贤，1998）。在此山 田贤所讲的“边境”，指的不是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明末型“边境”，而是以商业性农业为特色 的新开发的“边境”，比如长江上游的山地或台湾。清朝不同于明朝，成功地控制了北边或东南 沿海的贸易，而得以将贸易的利益与国内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但正因如此，经济膨胀所引起的生存竞争，这个不稳定因素不得不被转嫁于内部边境，导致 了嘉庆白莲教乱等大规模叛乱。与清朝的情况不同，该时期日本的贸易额、人口、物价等经济指 针都呈现长期停滞。德川幕府透过1630年代的所谓“锁国令”和1680年代的“贞享令”等力图限 制民间贸易，同时对于土地的买卖和人口流动也比清朝限制更严，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衰 退和生活的艰难化。清朝的“膨胀型”经济体系暗藏着碰上破坏环境或资源不足等障壁，冒着导 致社会不安的危险，与此相较，日本的体系以一国为单位，能够维持相当稳定的均衡，可以称为 “稳定型”体系。最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指出，作为长期持续的经济循环系统的日本德川时代的 经济体系，如从保持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看，就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体系（鬼头宏，2002）。 在十八世纪的朝鲜，对土地买卖和身分流动的限制不如日本严格，因此人口也出现了持续性 的增大，尽管其速度比清朝缓慢（宫崎市定，1994），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朝鲜的经济体系处于清 朝和日本这两端的中间。但如贡人等特权商人的活动所示，该时期朝鲜经济中国家部门所占比率 之高，可被认为是朝鲜独自的特色（须川，1994；金东哲，2001）。 清代经济的开放与自由这个观点，在现在的日本学界得到广泛承认，但与其说这是结论，不 如说是研究的出发点。早在1940年代，有些学者注意到传统中国商业经济中政府的限制颇少，民 间经济活动相当自由，但他们同时也主张，这样的放任型经济往往带来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中国 的民间经济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起见，私人性的经济网络因而发达以保障个人的利益, 这才是传 统中国经济的特色（柏佑贤，1947-8；村松，1949）。足立启二的近著所强调的，也是中国经济 秩序的不稳定性（足立启二，1998）。把“过度自由”视为清朝经济问题所在的研究者，在战后 日本学界为数不少。从这一点来看，有趣的问题不仅仅是清朝经济的开放与自由，而应该是“清 朝人如何试图克服经济的过度开放与过度自由？”这个问题。例如，山本进指出清代前期至中期 是地域市场圈成长的时代，分别以湖北、四川、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几个地域市场圈，以对抗全 国性市场而获得其自立性（山本进，2002）。山本进认为，这些地域市场圈在其内部包括手工业 和粮食生产的分工关系，可以说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山本将清代的上述动向比拟为近世欧洲的 历史趋势，亦即国民经济侵蚀着世界规模的商业关系而趋于成立的动向（山本进，2002：18-19）。 与此不同，黑田明伸认为地域市场与广域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分离的并存，而未必是对抗。 黑田在他的研究开头提出的问题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展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为甚么在十六 世纪以后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他把原因归于货币流通方式中所显现的市场结构的特征。 在近世世界中，广域经济中使用的金、银等“地域间结算通货”，以及地方经济的范围内使用的 铜货等“现地通货”并行流通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在欧洲，政府保障地域间结算通货与现地通 货之间的互换性，因此地方经济顺利地被统合于全国性经济圈之中。与此相反，清朝政府为了减 少广域经济的波动对地方经济引起的恶性影响起见，限制现地通货（铜钱）与地域间结算通货（银） 之间的互换性，试图把广域经济与地方经济分开出来。结果，尽管开放性的广域经济十分活跃， 地方经济无法与广域经济形成有机性的结合，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成立不得不落后于欧洲（黑田 明伸，1994）。 黑田的观点可说尚未得到全学界的认同，但他的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市场结构的特征这个角 度，来试图合理地解释清代商业经济的活跃和国民经济形成的落后这两个乍看矛盾的现象。我们 讨论近世国家的经济体系性质时，不能用单纯的尺度——比如自由、开放等——来测量其先进性 或落后性。清朝也好，朝鲜王朝也好，德川日本也好，基于其十六—十七世纪的经验，深切地认 识到广域经济的优点与危险，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这种经济方面的策略，也是“后十六世纪问 21 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结 语 “后十六世纪问题”的三个内容，亦即怎样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怎样统治动 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 济？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东亚范围内的共同问题，而可以说是全世界近世国家所共同面 临的问题。众所周知，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予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很大的启发与冲击， 之所以如此，不外是该时期东亚和欧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某种共通之处。那么，到底清朝对 “十六世纪问题”的解答是否正确？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与“近代是什么？”这个大 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认为欧洲所经历的道路才是“近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的话，清朝的 解答可说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但在十七—十八世纪，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答。 直到如今，我们也未必知道正确的解答，因为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后十六世纪 问题” 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即是怎样处理国内族群来建设既安定又公平的国家？怎样调整国 家与民间团体的关系？怎样应付全球化经济而实现繁荣的国家经济？从这些观点来回顾后十六 世纪的世界，各个国家从试行错误中提炼出来的独自解答，仍然值得仔细玩味与认真研究。 文献目录： 1. 足立启二，1998，《专制国家史论》，青木书店。 2. 荒野泰典，1987，《日本型华夷秩序の形成》，朝尾直弘他编《日本の社会史1，列岛内外の 交通と国家》，岩波书店。 3. Atwell, William S., 1986. “Some Observations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2. 4. 皞永禄，1996，《朝鲜小中华观——明清交替期东亚三国天下观变化中心》，《历史学报》 第149辑。 5. 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4，シンポジウム《周缘から见た中国世界》，《中国-社会と文化》 第9号。 6. Crossley, Pamera, 1999.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全汉升，1969.《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 8. Elliott, Mark,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 Fairbank, John K. ed., 196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Frank , A.G., 1998. ReOrient: The Silver Age in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滨下武志，1990，《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滨下武志，1997，《朝贡 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书店。 12. 滨下武志、川媵平太编，2001，《アジア交易圈と日本工业化1500-1900》新版，藤原书店。 13. 堀敏一，1993，《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岩波书店。 14. 石桥崇雄，2000，《大清帝国》，讲谈社。 15. 石滨裕美子，2001，《チベット佛教世界の历史的研究》, 东方书店。 16. 石见清裕，1998，《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汲古书院。 22 17. 岩井茂树，1996，《十六、十七世纪の中国边境社会》，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 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8. 郑玉子，1998，《朝鲜后期朝鲜中华思想研究》，一志社。 19. 柏佑贤，1947-48，《经济秩序个性论》一、二、三，人文书林。 20. 片冈一忠，1998，《朝圆规定にみる清朝と外藩、朝贡国の关系》，《驹泽史学》，第52号； 金东哲，2001，《朝鲜近世の御用商人贡人の研究》（吉田光男译），法政大学出版局。 21. 岸本美绪，1997，《清代中国の物价と经济变动》，研文出版；岸本美绪，2002，《雍正帝 の身分政策と国家体制》，中国史学会编《中国の历史世界——统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发 展》，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 22. 鬼头宏，2002，《日本の历史19 文明としての江户システム》，讲谈社。 23. 黑田明伸，1994，《中华帝国の构造と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4. 李成市，2000，《东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山川出版社。 25. 梁方仲，1939，《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梁 方仲著作集》中华书局，所收）。 26. Lattimore, Owen, 194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7. Mancall, Mark, 1984.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The Free Press. 28. 三田村泰助，1965，《清朝前史の研究》，同朋舍；三田村泰助, 1990, 《世界の历史14 明 と清》，河出书房新社。 29. 宫博史，1994，《东アジア小农社会の形成》，沟口雄三他编《アジアから考える6 长期社 社会变动》，东京大学出版会。 30. 宫崎市定，1950，《雍正帝》，岩波书店。 31. 沟口雄三他编，1994，《アジアから考える3 周缘からの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 32. 水林彪，1987，《封建制の再编と日本的社会の成立》，山川出版社。 33. 百濑弘，1935，《明代の银产と外国银に就いて》，《青丘学报》第19号（同《明清社会经 济史研究》研文出版，所收）。 34. 村井章介，1988，《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校仓书房；村井章介，1993，《中世倭人 传》，岩波书店。 35. 村松次，1949，《中国经济の社会态制》，东洋经济新报社。 36. 西嶋定生，2000，《古代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李成市编），岩波书店。 37. 朴忠锡、渡边浩编，2001，《国家理念と对外认识17 -19 世纪》，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38. 彭信威，1954，《中国货币史》（初版），上海群联出版社。 39.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0. Rawski, Evelyn S., 1996.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5, No.4. 41. Reid, Anthony, 1988, 1993.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2 Vo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id, Anthony, 1990.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4, No.4. 42. 尚钺，1956，《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 三联书店。 43. 须川英德，1994，《李朝商业政策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44. 杉山清彦，1998，《清初正蓝旗考——姻戚关系よりみた旗王权力の基础构造》，《史学杂 志》第107编7号。杉山清彦，2001a，《清初八旗における最有力军团》，《内陆アジア史研 究》第16号。杉山清彦，2001b，《大清帝国史のための觉书》，《满族史研究通信》第10 23 号。杉山清彦，2001c，《八旗旗王制の成立》，《东洋学报》第83卷第1号。杉山清彦，2003， 《ヌルハチ时代のヒヤ制——清初侍卫考序说》，《东洋史研究》第62卷第1号。 45. 杉山正明，1997，《中央ユ一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いだもの——》，《岩波 讲座世界历史11 中央ユ一ラシアの统合》。 46. 谷口规矩雄，1998，《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同朋舍。 47. Toby, Ronald P., 1984.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8. Wills, John E., Jr., 1979.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49. 山内弘一，2003，《朝鲜からみた华夷思想》，山川出版社。 50. 山田贤，1998，《地方社会と宗教反乱》，《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3 东アジア·东南アジア传 统社会の形成》。 51. 山本进，2002，《清代の市场构造と经济政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本文原载韩国《明清史研究》） 【网络文章】 倾听来自韩国学界的声音 1 ——回应桂胜范教授对《想象异域》的评论 葛兆光 我们不仅要防止“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天朝立场”和“天下主义”，也要防止 历史事件的分析中，过分夸大华夏文化与中华帝国的核心作用。比如，过去一旦提及儒家、汉字、 佛教和律令制度，就总觉得它发源于中国，因此中国就是老师，而其他国家总是学生，难道就不 能认为，它本身是东亚各国共同型塑的和共同享有的政治文化吗？ 几年前，当首尔国立大学李妍承教授决定要把《想象异域》译成韩文出版的时候，我就表示， 如果韩文版问世，我特别期待韩国学界的批评。所以，我在韩文版序言里特意写了一句，“（由 于这）是 2001 年以后我阅读各种朝鲜时代的燕行录之后的成果，所以，更应当在产生燕行录的 祖国韩国接受读者的检查”。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使用朝鲜王朝的史料，讨论朝鲜时代 的思想，并在韩国用韩文出版，总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以及“班门弄斧”的感觉。正如我在《想 象异域》最后一篇《借邻居的眼睛重新打量东亚与中国》中说的，中国学者中“能够较好通晓日 文、韩文的学者还不够，只能阅读汉文燕行文献，而无法参照早期韩文、日文文献，也不能充分 吸取现代日、韩研究成果”。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也让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 学演讲《诗可以怨》时，一开头就说的“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的汉学宝库，就像一个既 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蛋，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发愣”。现在，只要把这句 话的“日语”改成“韩语”，就完全可以挪作我现在的感受。不过，在钱钟书先生是自谦，而我 们真的是“穷光蛋”。好在钱钟书先生还补充说了一句，下雨的时候，如果没有“雨伞”，“找 不到屋檐下去躲雨的时候，用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我们能用“棒 1 https://mp.weixin.qq.com/s/C1zsCGu1tnefRLE7r0QMPQ（2020-3-16） 24 撑着布”来当雨伞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多读我们还算熟悉的汉文史料燕行文献，并且用我们 更加熟悉的中国文献加以补充。 显然，韩国学者对我们这种窘迫多少有点体谅，对我们不熟悉韩国研究论著和不能使用韩文 文献也抱有宽容。这次我看到桂胜范教授这篇非常客气的书评，我就特别感受到这一点。读完这 篇评论，我很感谢他的理解，也非常赞同他的一些说法。 当然，我也想借着他的评论，谈谈个人的意见。 一、 首先，我非常赞同他对中国（也包括韩国）的一个批评。他指出，“中原的汉族知识人自然 很熟悉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既没有自我相对化的机会，甚至也不需要这样的机会，这是因为 文明水准的差距原本就很悬殊”。他还点出了两个历史关节点，一个是“主客倒转”的南宋，本 来可能改变这种华夷观念，但朱熹（包括宋代理学）却采取了“更加中华”的方案；还有一个是 晚清，晚清虽然有“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但是，“中华中心态度依然稳固”。 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学界“对涉及到中国的巨量外国资料并无多少关心”，更重要的是使中国 的历史研究缺乏把“中国相对化”的“外部视角”。并不只是针对中国，桂胜范教授同时也深刻 反省了韩国历史研究的缺陷，指出由于殖民地的历史记忆，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表述仍然影响巨 大，他说，1980 年代以前，“在殖民地经验中派生出来的反外民族主义”历史论述，总是强调 “内在的发展要因”与“外部的沮害要因”。我的理解是，所谓“内在的发展要因”指的是历史 研究要发掘韩国自身具有走向现代的资源，所谓“外在的沮害要因”指的是强调列强与帝国主义 是阻碍韩国走向近代的背景。这让我想到中国历史学界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的某些习惯 性否定，以及“没有西方因素，中国也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结论。也许，这种历史遗留下 来的心态和观念，可以叫“异曲同工”，也可以叫“心同理同”。 我在十几年前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思路，以及后来撰写的《想象异域》这部著 作，实际上就是想把历史中国对象化。“重新确立他者与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从周边各个区域 对中国的认识中，重新认知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这是我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07 年成立仪式上说过的话。具体说来，它包含了三重意思，第一，重新理解中国，不仅仅依 赖“西方”这个背景和尺度，而是同时要参考周边（包括日本、韩国、蒙古、缅甸、越南、印度、 俄罗斯等等）的角度和立场；第二，因此要广泛发掘和使用周边各国对于“中国”的史料，不仅 要发掘和使用过去曾经同为“汉字圈”的日、韩、越文献，还应当发掘和使用蒙、藏、回、缅、 泰等非汉文史料；不仅要参考直接论及中国的文献，甚至还要参考表面上没有涉及中国，却有着 中国因素的文献（比如日朝之间的通信使文献）。我曾经反复引述 1938 年胡适在瑞士苏黎世代 表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所作的报告，在这篇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的 英文论文中，他已经把“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当做一大发现。可是，我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 够；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使用这些文献观察中国的时候，尽可能从中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中国观， 不要因为某些价值观念的差异，把这些叙述看成是误解或偏见，其实，误解也是一种理解，偏见 更呈现某种观念。 其实第三点最为重要。我曾经说，过去我们对中国的自我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 我想象”的阶段，总觉得自己是“天下帝国”，周围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蛮夷，那种极端自负的 天朝主义由于中央帝国的强盛和朝贡体系的加持，始终支配着对中国自己的认识，这种传统至今 犹在；第二是晚清以后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中国意识到天朝之外还有列强，他们甚至 比我们更强（晚清有如今西方仿佛中国的“三代之治”的说法），于是西方成了中国人自我认识 的一面镜子，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无论是中外比较还是东西比较，甚至历史学中的时 25 代分期与社会阶段，基本上也是拿了一个含糊笼统的“西方”尺度打量中国。因此，我非常希望 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除了西方这个尺度之外，还有我们“邻居的眼睛”，通过邻居的眼睛重新 打量中国，看看这些历史上的细部差异，如何决定了后来的巨大分歧。因此，无论是日本所谓“华 夷变态”的时代观也好，朝鲜所谓“小中华”的文化观也好，越南所谓“抵御北寇”的历史观也 好，我们都给予尊重，并且希望从各自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一个立体的中国。 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当对桂胜范教授所说的问题有所反省。所以我希望通过“从周 边看中国”，也就是观看者的“主客易位”，减少一些从“天朝主义”借尸还魂的“中国中心主 义”。顺便说一句，韩国的白永瑞教授认为我只是单向的“从周边看中国”，似乎还是以中国为 中心，所以，特意提出“双重周边”的说法。其实，白教授这一看法和我没有矛盾，我从不反对 “从周边看韩国”和“从周边看日本”，每个国家的学者在观看历史的时候，都可能有一个立足 点，不可能视角是全知全能的，在他在讨论某一国历史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是提供他者视角的“周 边”。而我之所以强调“从周边看中国”，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当然偶尔也讨论 东部亚洲），另一方面我的目的是在反省“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方法。至于我们是否能够做到， 当然还需要学界检验并给出评价。 现在，桂胜范教授认为《想象异域》的“优越性在于视角的转移与资料的涉猎”，这样的称 赞我不敢当，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些意图和努力，显然得到桂胜范教授的认可，可能也和桂胜范 教授的想法不谋而合。 二、 桂胜范教授的书评里，也提到他的一些不同意见，我觉得这些看法都非常珍贵。不过，我也 想作出一些回应和解释。 我不知道在中、韩语境中，对“裁决”和“想象”是否有些理解上的歧义。在中文语境中， “裁决”很像是一个法律词汇，就像法官根据事实作出“有罪”或“无罪”的斩钉截铁的最终判 词。如果按照这个词汇的中文意思，那么，就是当年朝鲜的燕行使们，经过到大清帝国的出使经 历，才对清朝政治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当然，朝鲜燕行使文献中常常有对清朝政治和文化的评论，我在《想象异域》一书中也说到， 他们常常使用“胡皇”、“蛮夷”、“腥膻之地”之类的词语评价清朝。不过，我总觉得燕行使 们更多并不是像一个法官在冷静和客观地“裁决”，而像是带有情感和温度的“评价”。之所以 说，他们不是在“裁决”，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明白朝鲜处于弱势，并不具备抵抗天朝的能力或者 裁决天朝的权力，而且他们并不完全要考察事实，然后慎密分析，最终作出判断。他们往往像一 个事先抱有“华夷变态”观念的旁观者，进入大清疆域就开始评头论足。由于他们的评价带有选 择性，事先埋藏在他们心底的那种怀念大明和鄙夷大清的情感，往往会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我 在《想象异域》中说的一些事例，比如关于堂子祭天、关于季文兰故事、关于胡汉衣冠等等，大 概都不见得是依据事实作出的“裁决”，而是根据情感作出的“评价”，而这些评价中，并不一 定需要太多的“事实”，而是包含了太多的“想象”。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说的，“在想象背后， 又携带了太多的历史，隐含了太多的情感”。 因此，如果说是对清朝的文明“裁决”，那么，朝鲜燕行使的这一“裁决”中也充满了太多 的情感色彩，因为有情感色彩，陈述的或目睹的，未必就是事实，而对此的评价和分析，更往往 带有“想象”。比如，清朝皇帝正月的祭堂子，现在都知道这是源自萨满祭天遗风，但是目睹这 一事情的朝鲜使者，为什么会把它往祭祀邓将军或刘綎身上去联想？而季文兰的故事只要仔细考 证，都可以明白这是康熙平定吴三桂时的事情，可是，那么多到过榛子店的朝鲜使者，为什么每 个人都想象她是明清易代中的悲惨故事？蓟州城外的男女塑像，究竟是安禄山和杨贵妃，还是裴 26 如海、潘巧云？为什么几乎所有看过两个塑像的朝鲜使者，都把它当做安、杨，并且把这种奇怪 的祭祀风气和华夷变态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书中说到的，“想象和传闻，都受到感情和观念的影 响，不免有所偏向和偏见，甚至连事后的回忆，也像在哈哈镜中取像一样，会发生扭曲变形。由 于朝鲜两班士人对于大清帝国的蔑视与歧视，使他们的想象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偏向于丑诋和贬 斥，而传闻也总是选择着不利于清朝的话头”。 其实，我一直强调燕行使文献中存在着不同的因素，即“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一点在第 一章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些燕行使文献中，有真切和细致的记录（比如对清朝皇帝形象的记录， 就不是中国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它们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也有陈陈相因的转述（很多燕行使文 献内容是互相沿袭的），这些转述反应了朝鲜士大夫的认知传统；也有是出于对清朝的偏见而来 的想象，它们未必是事实却呈现了朝鲜对清朝的文化不认同。换句话说，“见闻”是燕行使的实 录，“记忆”来自前人的叙说和文献，而“想象”则是因为层层积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影响， 对异国文明和文化的揣测。就像中国古代“邻人窃斧”故事说的那样，一旦有了“先入之见”， 满眼看去都可能疑窦丛生，于是滋生出种种联想和想象。 桂胜范教授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朝鲜时代的燕行使们先有了“‘清＝夷狄’这样坚固的‘华 夷分辨’意识，将自己彻底武装起来，然后再踏上使行路”，所以，也正如桂胜范教授追问的， “清朝的文化与风景真的可以客观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吗”？如果说，他们并不能客观，那么他们 的描述中，很多就只是事先有成见（这个成见没有贬义，大概类似西方哲学所谓“前理解”，即 理解和解释之前的“预设”）的想象。 我和桂胜范教授都同意，朝鲜使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清即夷狄这样的绝对正答”（桂教授 语），然后才进入清帝国，进行观察和记录，而且他们不可能“不做加减地、率直地记录下自己 的感受”。那么，究竟是怀有偏见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还是先有定论的“当为的裁决”？我 把它称之为“想象”，而桂胜范教授觉得应该是“裁决”。 三、 最让我有些疑惑的，是桂胜范教授对朝鲜王朝与明王朝的关系的判断。 桂胜范教授认为，朝鲜之所以认同明王朝，并不仅仅是万历皇帝在“壬辰之役”中援助朝鲜 抗击倭寇，有“再造之恩”，朝鲜与明朝形成的“血盟关系或事大义理”，主要是因为“明朝是 汉族在四百年后重新净化中原建立起来的，因此是非常特别的中华帝国（中朝）。明朝不仅仅是 单纯的强大国家，更是延续周-汉-唐-宋的儒教中华文明的持担者，即中华文明国兼天子之国”。 也就是说，在桂胜范教授所说的中华文明基础的“种族”、“空间”与“文明”三者之中，对朝 鲜王朝来说，由于明朝既是汉族，又是中国，还是正统的儒家文明，所以，朝鲜王朝才对于明朝 有这样绝对的认同。为此，他举出朝鲜王朝之前的高丽，在认同中原王朝的时候，“皇帝国（天 子国）经常变换，与高丽结成宗藩关系的中原帝国一共有后梁﹑后周﹑宋﹑辽﹑金﹑元﹑明七 个”。然而，在朝鲜王朝时代，由于以朱子学为国是，华夷观念非常强固，十六世纪之后，朝鲜 人已经把所谓忠孝基础上的君臣-父子关系理念化，在壬辰战争爆发之前，明朝与朝鲜就已经超 越单纯的君臣关系，发展成父子关系。 我不知道其他韩国学者是否认同这种说法，作为中国学者，我却对此有些疑问。虽然从理论 上说，这个说法也许解释得通，但是无论是古代、前近代或近代，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其实主 要并不是基于义理，而是基于利害，正如现代俗话说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 朋友”。尽管朝鲜王朝与中华帝国很长时间曾经共享文化（与日本一样，也有汉字、佛教、儒家 和律令制国家等共同点），但是朝鲜王朝从一开始奠基起，它对于身边这个庞大的明帝国，就抱 有疑虑和警惕。所谓“事大”，虽然有对中华文明仰慕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实（诸如安 27 全与贸易）不得不妥协的一面。如果我们看历史文献就可以看到，明朝的天朝霸权以及巨大威胁， 才是朝鲜君臣决定“事大”的关键。 不妨看几个不同时段的例子。 我要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李成桂废掉高丽的昌王改立恭让王，派 使者来作解释，朱元璋就故意拒绝接受使臣，说“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请欲来朝，盖为彝伦 大坏，君道专无”，只是表示明朝不想干预而已。到了 1392 年李成桂真的取代高丽建立朝鲜， 朱元璋又采取要挟和蹂躏交替的方式，对李成桂建立朝鲜的合法性反复质疑和刁难，对朝鲜派来 的使臣百般刁难，还威胁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你要知道大明是你的宗主国，“日头那里起， 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朝鲜就范。而李成桂的内 心其实也对明太祖相当不满，他曾经批评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 无乃不可乎”。特别是，由于明朝在史册中以“僭位”或“篡位”记载朝鲜取代高丽，他更是相 当怨怼，曾经对臣下表示，朝鲜对明朝只要虚与委蛇，来应付身边这个强大的邻国，他只是从现 实角度着眼，不能不采取“事大”的姿态。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永乐时代。永乐元年（1403），朱棣曾经让礼部给朝鲜国王传话，“君 臣之间，父子之际，都有一般孝顺识理的孩儿，有五逆不孝不识理的孩儿”，要挟朝鲜国王要懂 得孝顺。接下来又仿效元世祖，又是强迫朝鲜太宗世子迎娶明朝皇帝之女，又是要求朝鲜给大明 皇帝选秀女。而朝鲜方面呢？也未必那么“孝顺识礼”，李朝太宗看到明朝的《平安南诏》，就 对永乐征讨藩属之国安南很不以为然，几年之后，更对手下官员说，“比闻皇帝北征（指征伐蒙 古），是乃门庭之寇，事出不得已耳。如向者安南一举，帝之失也。自念吾东方，土嵴民贫，境 连上国，诚宜尽心事大，以保一区，如不得免焉，则当积谷练兵，固守封疆”。后面两句很重要， 正所谓兔死孤悲，他从安南想到朝鲜，不免对被并吞的命运相当警惕。只是采取的策略是“尽心 事大，以保一区”，但如果万不得已，他也暗示朝鲜也会练兵自保。 我要举的第三个例子是明代中后期。在各种“朝天录”中，其实，我们也看到朝鲜士大夫对 北京有种种不满，不仅朝鲜的朝天使臣到北京受到种种刁难与勒索，明代的天使到朝鲜同样作威 作福，敲诈勒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写的《天启五年天使在朝鲜》一文。坦率说，我不太 相信受到这样威胁压迫，遭到如此勒索敲诈，眼看天使们作威作福的朝鲜君臣，会从心里对明朝 具有君臣兼父子的真诚认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第四个例子，十七世纪也就是明清即将交替之际，朝鲜光海君对明朝和后 金采取了摇摆策略。光海君李珲（1575-1641）既与明朝保持“事大”，也与后金保持良好关系， 目的是避免朝鲜卷入明、金冲突之中，这种首鼠两端的策略，表明政治考虑和文化认同之间，朝 鲜君臣不得不保持平衡。尽管后来“仁祖反正”，重新采取“事大亲明”的策略，但在皇太极出 兵朝鲜（1637）之后，他为了保全朝鲜，也不得不采取与现实妥协的方式，这时，尽管曾有对明 朝那种“君臣加父子”的联系，尽管有人抨击投降满清“禽兽不如”，但似乎“事大”的情感， 还是不得不让位给保全朝鲜的理智。 文化史和思想史学者可能注意到邦交中的文化理想主义，政治史和外交史学者则会更多关注 政治上的现实策略。其实，桂胜范教授也提到，“单纯仅以事大义理或再造之恩，无法解释朝鲜 使臣在燕行录里留下的无数贬低清朝，钦慕明朝记录的理由”。也就是说，朝鲜对明朝“事大”， 一半是现实策略，一半才是文化认同。我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是，这种对明朝的文化认同，虽然 从一开始也有，但真正深切地作为“事大义理”成了绝对“价值判断”，也要到壬辰之役的“再 造之恩”，以及明清易代的“华变为夷”之后，才越来越浓厚地在朝鲜君臣心目中凸显出来，并 且导致了朝鲜和清朝之间，“政治承认”（经由册封和朝贡，保持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身份）和“文 化认同”（对于明代文化的仰慕，以及对清代文化的鄙夷）的分离。 从此，朝鲜使臣出使清代北京的记录，就不再是“朝天”而是“燕行”。 28 四、 我赞成桂胜范教授的批评，在讨论朝鲜时代的燕行使文献时，还应当注意那些并不带有“燕 行”字样的文献；我也赞成桂胜范教授说的，朝鲜燕行使究竟有多少了解中国，也许对他们来说 “中国即北京”，更多的中国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必须对燕行录加以严肃的史料批判”； 我也非常赞同桂胜范教授对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的记录保持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清秩序下的 朝鲜是非常教条的﹑理念的国家”。 不过，我也特别期待韩国学者能了解，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始终寻求在东亚史或中国史研 究中，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对于历史上中国在东亚政治、文化和经济中的笼罩地位和巨大影 响，一定要抱有怀疑、批判和分离的立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防止“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任何 形式的“天朝立场”和“天下主义”，也要防止历史事件的分析中，过分夸大华夏文化与中华帝 国的核心作用。比如，过去一旦提及儒家、汉字、佛教和律令制度，就总觉得它发源于中国，因 此中国就是老师，而其他国家总是学生，难道就不能认为，它本身是东亚各国共同型塑的和共同 享有的政治文化吗？又比如，一旦提及文化认同，就总是强调异国对中华帝国的认同和仰慕，这 种单向度认同的历史见解，难道与历史上的“华夷有别”之说不是一脉相承吗？再比如，一说起 朝贡体制，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难道东部亚洲海洋无论是政治还 是经济，都是中国主导的历史世界吗？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我才在《宅 兹中国》和《想象异域》等书中提出以下几个想法： 首先，如果说自从汉唐以来东亚确实有共享的文化圈，那么，它不仅应当强调是华夏发源的， 也应当强调是东亚共同型塑的，因而这个文化圈“同中有异”，而且也应当说明，这个文化圈至 少在十七世纪之后已经“渐行渐远”，这时，这个文化圈实际上在逐渐崩坏。 其次，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确实在中国史、东亚史，甚至在世界史上影响很大。尽管 我并不认为汉族统治下的明代文明，就比满族统治下的清代文明更高明或更正统，但在日本和朝 鲜看来，确实中国已经“华夷变态”。这不仅催生了日本型华夷观念和朝鲜的小中华观念，也引 来了朝鲜燕行使文献中，那些对清代中国的各种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倒是让我们更深切更 真实地看清了某些侧面的清代中国。 再次，无论是不在册封-朝贡圈中的日本，还是在两属之间的琉球，抑或是最密切的附属国 朝鲜，以及始终对北寇怀有异心的朝贡国安南，这时都逐渐出现了“政治承认”和“文化认同” 的分离。也就是说，尽管各国还承认中国是大皇帝和宗主国（日本例外），但是，已经并不认为 中国文化仍然正统和高明。东亚所谓“自国中心主义”，就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分离下 开始滋生和膨胀，实际上，清代中国并没有真正在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和调节东亚或朝贡圈的能力。 最后，我也想坦率地说，尽管有人已经觉得费正清理论已经过时，但我大体还是赞同，在传 统帝国到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中，确实有“（西方）冲击-（东亚）反应”的关键作用。我只是 特别强调，被冲击方“各有各的反应”，而之所以有各自不同“反应”，又恰恰与“渐行渐远”， 也就是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诸国逐渐形成不同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个分 歧，导致了各国现代转型过程的差异。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以及作为中国学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是否能够得到桂胜范教 授以及韩国学者们的赞同。 （2020 年 3 月 13 日写于东京大学） 29 【论 文】 历史即当代政治 1 ——“新清史”的源与流 孙 江 2 “新清史”兴起于美国，到底属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还是属于阿尔泰研究（Altaic Studies），鲜有人追究。如果“新清史”属于前者，堪称“旁枝”，这是何炳棣（Ping-ti Ho）在 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辩论中之所以占居上风的原因所在。如果将“新清史”归为后者， 则似为“末流”，因为“新清史”的代表人物的身份是汉学家，研究的主题与阿尔泰学者差异甚 大。 “新清史”自称与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关注清统治的“满洲性”——族群性（ethnicity）， 重视使用满文史料。所谓“满洲性”既是显示清统治性格的标志，也是理解其“汉化”的关键要 素，强调前者不能改变后者的实在性。如果仅用满文史料就能建构一部大清史的话，早在一百年 前就有日本学者做了，何待今日的美国学者？然而，当“新清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引起的 反响既大且久，反过来促使波澜不惊的“新清史”在美国成为热点。关于“新清史”的轮廓，已 有很多论著言及，本文在此仅截取关乎其源与流的一个断面——日本因素，思考“新清史”所引 发的一个无处不在但论者皆不愿正视的历史书写问题：历史即当代政治。 一、 谈起“新清史”，人们常常将其与“内亚”（Inner Asia）研究相勾连，很自然地要提及两 个人物，一个是“内亚模式”的提出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另一个是将“内亚”概念 化并代之以“中部欧亚”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40 年，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 陆边疆》一书提出了农耕-游牧之间互动的“内亚”模式，指出游牧/草原文明是受农耕/定居文 明所制约的：“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 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两种社会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 任何一方。因此，两千年来，从前汉到 19 世纪中叶，亚洲内陆与中国的相关历史，可以用两个 循环来说明，这两个循环型式互有差异，在历史过程中却相互影响，这就是草原部落的分裂及统 一的循环，和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1963 年，塞诺在《中部欧亚研究导论》里第一 次提出“中部欧亚”（de l'Eurasie Centrale）概念，后又反复论及，其中 1969 年发表的长文勾画 了一幅“中部欧亚”图像：被视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欧亚大陆，比如黄河文明、恒河文明、美索 不达米亚文明等在图上只是一些黑点，周边为“半边缘”地带，再往上是大片寒冷的中部欧亚核 心地带。“中部欧亚”文明的起点和空间范围均不能确定，如果试图对其作出界定的话，将是一 个自我否定（negative）的概念。尽管如此，塞诺还是总结了“中部欧亚”的几个特点：第一、 虽然不能界定其起始时间，但可以借用“文明”概念，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上解释“中 部欧亚”的历史——一部“野蛮人”的历史。第二、虽然不能确定其空间范围，在这一空间里生 存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是个人主义的，很脆弱；游牧文化 1 根据 2014 年、2018 年孙江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宋逸炜整理。 2020-03-18 澎湃新闻 https://www.sohu.com/a/381078487_260616（2020-4-15） 2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30 是成功的群聚文化，游牧文化部落之间会定期出现一个帝国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该领袖或帝国 出现得快，消失得更快。塞诺对“野蛮人”文化圈表达了同情的理解，他认为，在这一文化圈中 存在普遍的宗教宽容，没有出现过一个征服性宗教；残忍的行为也比较罕见，拥有巨大权力的君 王的杀戮行为远比中国的皇帝、罗马的皇帝要少。在此前提下，他也指出蒙古帝国对波斯、花剌 子模、巴格达的毁灭性武力征服。 1980 年代末以降，内亚研究出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凸现内亚重要性的论著纷纷问世。 1990 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三方合办 的学术研讨会上，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发表了《中亚的中央性》一文，该文一反沃勒 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早在“世界体系”出现前的公元 前二千年，地球上就存在一个“中部欧亚”体系，移动的游牧文明优于定居的农业文明。在此之 前，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的《欧洲霸权之前》（1989）认为在 1250-1350 这一百年间存在着三种并列的世界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亚洲体系。在此之后，杰克·威 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2004）凸现出蒙古帝国的征服对 世界历史进程的积极作用。类似的著述甚多。这些著述完全颠倒了拉铁摩尔、塞诺等人关于“内 亚”或“中部欧亚”的叙述，可以视为观察“新清史”兴起的学术背景。据我的观察，这种研究 反映了西方学界的自省和批判精神，但绝不可能成为研究主流，更不可能成为颠覆“西方中心” 历史叙述的契机。 在围绕“新清史”的争论中，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源头——日本的“新清史”，确切地说是“大 元史”。在美国“新清史”受到追捧时，就有日本学者对喧宾夺主的现象表达了不满。确实，如 果按时下界定的“新清史”标准看，日本的同类研究至少在知识累积上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的 “大元史”、“新清史”可视为上述内亚研究“转向”的一部分，但又有着日本自身的学术脉络。 1990 年代，“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消解后，日本学界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趋 向，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学者领衔编辑了《アジアから考える》丛书，第三卷《周縁からの歴 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年）。尽管该丛书从周边看到的尽是“中心”，但预示了日本中 国研究“去中心化”时代的来临。1996 年，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杂志组织了关于研究东亚有何意义的讨论，这次各说各话的讨论堪称中国研究“他者化”的事件。 自此而后，以往研究的中心开始边缘化，堪称边缘的研究在中心化，本来属于专门之学的蒙/元 史、满清史备受关注——日本读者对元朝的印象基本停留在“蒙古袭来”（忽必烈军队侵略日本） 上，一跃而为“显学”，这与两个人有关：冈田英弘与杉山正明。 冈田英弘（1931-2017）祖上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地方大儒，家中藏有很多汉籍，自述很早即 通读四书五经。冈田系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清的弟子，和田师从东洋史创始人白鸟库吉，研究“塞 外史”和“满蒙史”。“二战”后，日本东洋史研究重新起步，冈田专攻东洋史中的满蒙史，和 其他四人合作翻译满文老档，这部资料集出版后，因和田的推荐，1958 年冈田等获得“学士院” 奖。冈田没有继袭和田的研究，而是拿了福布莱特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远赴华盛顿留学 （1959-1961）。其时，日本反美“安保斗争”如火如荼，对于来自美国的研究资助，一般学子 皆避之而唯恐不及。冈田在美国留学期间，增广见闻，结识了美国人包森（James Bosson）。包 森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所教的一个学生就是“新清史”的主角欧立德。冈田曾自得 地说，包森的满文老师不是内亚研究大家鲍培（Nikolai Poppe）和塞诺（Denis Sinor），而是他。 因为这层关系，欧立德 1990 年代到日本留学时投入冈田门下。冈田晚年自称只有两个学生，一 个是欧立德，一个是妻子宫胁淳子，后者是其学术继承人。应该申明的是，欧立德的研究属于学 术范畴；冈田早年的研究也属于学术范畴，晚年则不然，著述内容驳杂，多为随感，充斥着对汉 文化的偏见，已经失去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冈田反复阐述的论点有二：第一、“蒙古帝国的 31 建立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清帝国不是中原王朝的继承者，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第二、中国历 史始于秦汉，止于南宋。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是大清的版图。他认为，“创立中国 的是蒙古人的元朝与继承其正统的满洲人的清朝，创立印度的是蒙古人的卧莫尔帝国，奥斯曼帝 国是在阿利托亚的蒙古驻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东起朝鲜半岛、中国，西 到地中海，创出了几乎所有国家，成吉思汗确实创立了世界。” 比冈田更有影响的是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一般而言，在日本，学院派学者是先撰写出版 学术专著，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撰写面向大众的通俗著作。杉山反其道而行之，他捕捉到内亚研究 “转向”的意义，撰写了大量通俗著作。在这些通俗著作中，他反复强调两点：第一、“蒙古时 代的开端”是世界历史的开始，标志着原有的世界历史框架被颠覆；第二、游牧的、移动的文明 高于农耕的、定居的文明，蒙古帝国在征服过程中的暴力是极其有限的。这两个观点与上述冈田 的观点大体一致，这涉及到究竟谁为首倡者的问题。 杉山比冈田小近 20 岁，其师本田实信——日本最早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研究蒙古史的学 者——毕业于东京大学，算是冈田的师兄。冈田对暴得大名、获奖甚多的晚辈十分鄙夷，批评杉 山只懂波斯文，根本不懂蒙文和满文，其论点窃自自己的研究。冈田之妻宫胁更是指责杉山居然 在其著作中分不清蒙文中的左和右，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当众质问杉山的著作为何不开列参考文 献。说来也是，在笔者阅读的杉山的所有通俗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列出了像样的参考文献，那 些内容重复、议论散漫的叙述的“底本”来自何处？读者不甚了了。这既不符合学术规范，更与 日本学界的习惯背道而驰。非但如此，杉山在其唯一的学术论著中也没有附上参考文献，令读者 难以了解其研究的实质贡献到底在何处。 但是，在日本学界，与大红大紫的杉山相比，冈田是一个另类，这要追溯到 1960 年代冈田 挑起的关于达延汗（Dayan Khan）的争论。元朝崩溃后，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在达延汗的领导 下重新聚合起来。如果没有达延汗，就没有后来的蒙古人共同体及国家，达延汗因此被蒙古人称 为“中兴之主”。“达延汗争论”和上文提到的“新清史”所主张的使用满文史料有关。关于达 延汗，京都大学教授荻原淳平根据由满文译成汉文的史料进行研究，而满文译自蒙文，译文不免 有所差池，自然影响到解读。冈田谙熟满文和蒙文，他用激烈的言辞批评对方，强调在研究满人 和蒙人的历史时，应该以他们的资料为准。冈田得理不让人，态度嚣张，为此付出了代价：长期 自绝于日本学界。 二、 可见，要了解“新清史”的来历，不能忽略“大元史”的存在——特别是冈田的言说。而要 知道“大元史”，还需要进而翻看“东洋史”的老帐簿，因为相关问题意识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 被提出来了。 19 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扬弃进步-普遍史叙述，以科学的实 证方法，关注特定时空的人群离合，建构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学，此即以领土国家 （territorial state）或具有共同属性的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国家的历 史学。1887 年，兰克去世的第二年，其弟子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受聘于日本东京帝 国大学，培养了日本第一代现代历史学家——白鸟库吉。现代历史学含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 在西方-非西方等级化序列里，世界历史叙述呈现出先进-落后的差异结构，“东洋史”试图打破 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构架。 根据黄东兰的研究，明治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谱系，一个是“支那史”，以中国文 化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一个是“东洋史”，试图建构以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述，从而替代基于中 32 国传统的历史叙述而来的“支那史”。在“东洋史”的谱系里，第一个重要人物是那珂通世 （1851-1908）。那珂在 1888-1890 年分册陆续出版了《支那通史》，这部用汉文写就的中国通史 对晚清士人影响甚大，成为包括柳诒徵在内的很多史家拿来即用的底本。《支那通史》只写到南 宋，书尚未完成，就于 1894 年建议日本文部省将中学“支那史”课程改名为“东洋史”。1894 年，他建议日本文部省将“支那史”改为“东洋史”。原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业已从封建 国家变为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开始紧随欧美列强向亚洲扩张，那珂敏锐地感觉到膨胀的帝国需 要一部新的亚洲历史书，于是建议文部省将中学外国史课程一分为二：西洋史和东洋史。根据那 珂拟定的东洋史课程纲要，东洋史以中国历史为主，但要兼顾中国周边的民族及朝鲜、印度等， 具体而言，要点有二：第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大势，与西洋历史相对，构成 世界历史之一半；第二、尚应涉及华夏中原、突厥、女真、蒙古等族群盛衰消长之历史。这揭橥 了“东洋史”旨在建构以东亚民族/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东洋”成为一个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 群竞争的地理空间，“中国”不是文化的中心，只是可视的物理空间上的中心。基于此，《支那 通史》里的“华夷”二元对立叙述在 1903 年出版的《那珂东洋小史》里发生了逆转，虽然依旧 使用“胡人”、“夷狄”等，但《支那通史》里的 “戎狄窃据北带”、“夷狄乱华”的表述消 失了，改为“华”“夷”对等争斗。如，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那珂东洋小史》感叹孝文帝因 汉化而“柔懦”：“鲜卑人沉迷于华夏的‘美风’，忘掉了自我，诚足以为戒也”。那珂盛赞匈 奴刘氏雄才大略，忽必烈、康熙更是“雄杰”。《支那通史》里关于蒙古西征的屠城、杀戮叙述， 在《那珂东洋小史》中则变为对武力的赞扬。“力”高于“礼”，“武”强于“文”。原来有高 低之分的文明——定居农业文明高于移动游牧文明——如今变为平起平坐，甚至后者高于前者， 这和百年后冈田、杉山的上述观点十分相似。 但是，那珂所写的东洋史毕竟还只是作为教科书的“小史”，相当于纲要，之后的第一代中 国史学者桑原骘藏、白鸟库吉以及第二代之和田清、宫崎市定等都试图建构非中国中心的东洋史，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原因何在呢？这是由于汉文以外的文字资料十分有限，即使能颠倒汉文 资料，写来写去，仍免不了以中国为中心。在日本大学里，“东洋史”实为“中国史”，这种“名 不副实”的“东洋史”在 20 世纪末走到了尽头，绝大多数大学取消了“东洋史”课程，代之为 “亚洲史”课程。 在研究上，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未能建构以民族/族群为主体的东洋史的话，第三代的冈 田、第四代的杉山则试图实现和超越其前辈想要达到的目标。冈田切断中国历史，称“新清史” 研究的是“清朝史”，不是“清代史”，“清朝史”是“一朝之史”——大清帝国的历史，不是 连续性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代之史”。杉山也毫不落后，他多处质疑“文明圈”概念，构成其历 史观的底色即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厮杀状态。二人的文字均透显着 对汉文化的极度厌恶和对非汉文化的异常偏好，区别仅在于冈田毫不掩饰，杉山稍作文饰而已。 冈田因为言论背离学术，日本学人大多避而远之；其实，仔细阅读杉山的文字，其反复使用的论 据和单方面的言论令人不禁对其学识和见识产生怀疑——比如，他揶揄文天祥如愿以偿地为得到 身后名声而自寻其死。就此而言，美国“新清史”与冈田、杉山二人的“大元史”——强调一下， 不是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 需要指出的是，冈田、杉山的“大元史”与“东洋史”在批判汉文化上虽然如出一辙，但二 者所依托的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却根本相异。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东洋史”的倡导者呼应的 是“民族史”叙述，试图建立以“民族”为单位的历史叙述；而“大元史”及“新清史”则呼唤 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历史叙述，“族群”优于“民族”。冈田、杉山的观点不消多说，关于“新 清史”，邓茹萍（Ruth W. Dunnell）和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合编的新清史研究论文集 导言中写道：“新清史”研究代表的是清史研究的“族群转向”（ethnic turn）。有意味的是， 33 米华健的著作《嘉峪关外》被译为汉文在香港出版时，书名由“族群”（ethnic group）译作“民 族”（nation），这很能说明译者与作者在历史认识论上的歧异。概言之，“新清史”拥趸笔下 的“民族”实则为现实中的“族群”，突出“族群”必然会弱化“民族”的整合性。“新清史” 的批判者知悉“新清史”所隐含的政治性，强调现实的“民族”涵括历史上的族群，二者的认识 如两条平行的轨道绝不可能交叉。 三、 由上可知，“新清史”介于中国研究和阿尔泰研究之间，研究领域偏重于中国史，问题意识 深受内亚研究“转向”之影响。此外，“新清史”还受到“大元史”之影响，后者意欲建立非汉 中心的“世界史”架构，而这恰恰是一百年前“东洋史”想做而未能做成的。意味深长的是，在 “新清史”和“大元史”的刺激下，近年日本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名为“东部欧亚”——指帕米尔 高原以东、除日本之外的广大地区——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在演绎“大元史”的问题意识，而 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开启“二战”后“东亚研究”（東アジア研究）的著名学者西岛定生，因为 西岛是以朝贡体系和汉字文化圈来规定东亚的属性的。西岛是战后日本十分重要的中国史专家， 对他的批判不仅仅限于“东部欧亚”研究上，还体现在其它有关中国的研究上。西岛业已成为一 个风向标，对他的看法是衡量学者是否持有反汉文化或非汉文化历史意识的标尺。 历史叙述是将“不在”的过去呈现于“现在”的行为，根据有限的史料在证据和可能性之间 进行推论并得出不至乖戾的结论，这种工作十分不易。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 《历史哲学的问题》（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892）中认为，“心理学是先 验的历史科学”，人很容易将自己的情感和意识投射到研究对象上。受胡塞尔（Edmund Husserl） 现象学之影响，齐美尔在《历史哲学的问题》第二版（1905）修正了这一看法。但是，即便每一 位历史书写者自称价值中立或价值悬隔，个人的情感和政治意识对书写行为还是会或多或少地产 生影响。围绕“新清史”的争论即是如此。争论双方的焦点似在“汉化”——历史上的中国轮廓， 实为“民族”——现实中的中国国家，除了冈田和杉山外，几乎没有一个“新清史”的拥趸会否 认“汉化”的存在及其强大影响力。吊诡的是，中国学界在拒斥“新清史”的同时，却在拥抱杉 山的“大元史”；在抵制“内亚”视角的同时，又在追逐“中央欧亚”的新潮。按照其逻辑，应 为后者，而非前者。撇开这点不论，对立双方围绕过去的认识无疑都有着显明的当代性和政治性。 杉山正明说，“我们绝对应该避免以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为依据，来解释过去的历史真 相”。是为正论。然而，杉山唯一一本学术专著《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的书名，即明显 透露着作者的偏误，据说该书名直译是汉文“蒙古国与大元国”，在蒙古人统治下，“同时代使 用汉语的人说‘大元（国）’，使用蒙古语的人说‘大蒙古国’（ulus——引者）”，可见“大 元国”即“大蒙古国”（大モンゴルウルス=Yeke Mongγol ulus）。显然，由于作者刻意强调元 “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把两个同义词混为一谈了。杉山贬抑汉文化，称册封体制、 儒教文化、汉字文化等在东亚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和制度散发着自私的优越主义气息。 借用他的话，这不正是以“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为依据”吗？所谓“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 象”是指基于对后民族国家的信念，试图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杉山反转的中国历 史叙述隐约含有意欲超越现实的企图。杉山知道有被如此理解的可能，故而将论题严格地限定在 “过去”，只是偶尔会不经意地冒出几句惊世骇俗的话来。冈田则不然，其晚年编辑的著作集将 以往文章写作“中国”的字样一律改为“支那”，文中充满偏见的议论令人质疑其历史学者的身 份，因而被杉山讥为“天马行空”。 34 欧立德在为冈田英弘著作集撰写的出版推荐词（截取回忆文章的一段话）中说：“冈田英弘 是全球史出现之前的全球史学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确切的含义应理解为“全球史学”， 正如 global 这个形容词所表征的，它研究的对象并非自明的，有关它的叙事是一种具有“未来” 指向的行为，全球史研究面对现代历史学的重负，在迈向消解西方中心的国族叙事上关注空间上 人的移动、物的移动所形成的人群关系。蒙古帝国打通东西交通，使欧亚大陆的东与西曾经存在 的历史发生了断裂，这是事实，但如果进而说开启了“近代”世界历史的话，它和大航海后出现 的近代世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杉山自身其实也很恍惚。后者之所以被视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开 端，是因为形成了由世界市场、世界认识、殖民统治等构成的具有实在性的“中心—半边缘—边 缘”结构。宝力格在关于杉山正明的书评中曾指出，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资本主义社会 导致人的病态，只有游牧文化的攻击力量才能使其复苏和复兴，“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的世 界史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游牧民或蒙古人只是他们批判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战争机器’ 而已。”这道出了冈田、杉山二人之研究的当代性和政治性：通过反转中国历史叙述，曾经受中 华文明支配、后又受欧美抑压并咀嚼过战败的作者在历史意识上获得了想象中的解放。 另一方面，除基于专业立场对“新清史”的批评外，中国的很多批评其实远离了“新清史” 本身，确切地说，与“新清史”没有直接关系，这折射出的是批判者自身的历史意识——基于当 下而对历史进行目的论的阐释。就方法论而言，这与批判对象的冈田和杉山的“大元史”似有可 通之处。涉及民族、族群的历史叙述或多或少地与现实政治发生关联。政治并非仅以支配-被支 配的形式呈现，往往作为一种日常知识而对历史书写发生持久且深刻的影响，表征为历史即当代 政治。承认历史即当代政治，不是说因此就可以根据当下的需要随意解释过去；历史——确切地 说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自律性，在证明过去的实在性时必需遵循一定的“科学”程序，否则 无法保证研究的“真实性”。为此，不断切换聚焦过去的镜头，强化历史书写的“透明性”，是 历史学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所在。而在笔者看来，正因为历史具有当代政治的特性，任何引起历史 认识对立的书写都夹带着现实的诉求。 【论 文】 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 《探索与争鸣》2020 年 02 期 仲伟民 晚清处于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既迥异于此前的任何朝代，堪称“三千年 未有之变局”；又与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其后中国历史的很多面相都是 由那个时期决定的。简言之，在晚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被全方位卷入全球化旋涡之中， 中国逐渐开始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融入世界，从而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方方 面面的变革。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解读晚清，是理解晚清历史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史视角才能对晚清时局有全面理解 清王朝在 1850 年代似乎大势已去，内有叛乱，外有列强，根据王朝兴衰规律，其灭亡指日 可待。但让人惊异的是，它不仅没有灭亡，反而继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不少学者认为，1860 35 年代后清朝进入了“中兴时期”。根据笔者的理解，称这个时期为“中兴”相当勉强，因为自此 以后清朝始终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了一点中兴的迹象，但最终不仅没有实现中兴，反而像一 艘汪洋大海中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当然，不可否认，这时期清朝在方方面面的确有了 很多新的特点，与传统统治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大胆启用汉族官员、1860 年代起真正开 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概指此。 有学者认为，清朝没有在 1850 年代终结，是因为太平天国过于无能。这个看法同样不够全 面，因为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对手不单单是清朝，清朝所面对的对手同样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清朝和太平天国都要面对另外的对手，即列强。谁想在这个时期全面控 制中国，都必须得到列强的认可。也就是说，列强在武力上有可能轻而易举灭掉清王朝或太平天 国，但他们不能也不想这么做；而太平天国后来失败，部分原因是列强最终选择站在清王朝一边， 并协助清王朝剿灭了太平天国。 因此，对晚清政局的分析，应放在长时段及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从 现代世界的本质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看起来可以长期生活在孤立中，总是或早或晚地与别的国家 建立关系”。晚清时期中国的局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对晚清历史的理解必须放 在长时段中，即必须从 16-19 世纪的较长时段中对晚清史进行考察。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的 态度。 16 世纪这个时间点，对中国历史来说可能不太敏感，因为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 几乎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自 16 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 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大航海、殖民主义、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贸易 互联、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突破等；与中国历史对比，同样不难发现，同时期中国并未发生相应的 社会经济变迁。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16 世纪前后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欧洲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扩 张，欧洲人的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开始觉醒，但中国除了明末清初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有意愿接 触欧洲文化，此后很快转向闭关自守。这个时期，欧洲在全世界殖民扩张，中国却表现得极度内 敛(清朝疆域的扩大，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从整个世界历史看，“16 世纪都是世界整合 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 19 世纪同样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通过此前两三百年的洲际贸易、殖民扩张以及基督教 的传教运动，西欧一些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资本与市场像一个纽带把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独立封闭的发展再也不可能了。从 19 世纪开始，“世界的整合和 全球性的同步才真正到来”。此间，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严重冲突：在欧洲，民族国 家的逐渐强大与资本、市场、武力的不断扩张相伴随，其贸易规则、外交手段等已逐渐从传统转 向近代，自由平等理念与强权霸权观念并行；而在中国，传统帝国苟延残喘，前近代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主导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叙事，全球史的方法能提供很多启发。它要求将中国历史纳入全球史 的视野进行考察，而不单单是循着中国历史发展或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使 叙述的历史尽可能接近历史的原貌。 晚清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转型时期，只有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理解这段历史， 才能得到深刻而令人信服的解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之所以能摇摇晃晃又维持半个多 世纪，一方面有努力自救的成分，这种努力突出表现为清廷一度想走出孤立自闭状态、向西方学 习，却又不能自始至终；另一方面，也有列强通过各种方式扶持清政府的成分，因为他们不希望 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不希望中国改朝换代。二者缺一，晚清时局都不可能维持。 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在 1860 年代 36 1840 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今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 “1840”作为一个特殊的、标志性的年份，甚至已经成为中国人历史常识性记忆的一部分。但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个传统观点，笔者对此也不赞成。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看， 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地方官员对英国了解较 少以及对皇帝瞒报欺骗，所以中央政府对战况及局势了解极少。此次中英冲突实际上对清朝统治 中枢影响甚微。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极少。尽管这个时期魏源、 林则徐等人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籍对国外情况也进行 了一些介绍，被当作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认识实在非常有限，对国人的影响也极其微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所受屈辱，才真正对统治集团产生了影响。其一，英法联 军一路北上，直捣清朝统治的心脏，迫使皇帝仓皇出逃，对最高统治者真正产生了灵魂的震动。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此次所遇劲敌前所未见，清人对英法联军的做法不能理解，比如不求占领 土地，却坚持要求在北京驻使等。在此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变中，统治高层中的少数人 如奕䜣等不得不直接面对英美强手，战争的惨败及被迫与列强当面交涉，对奕䜣等有醍醐灌顶的 作用，使他们至少意识到两点：第一，眼下的强敌比此前接触的任何对手都要强大，难以对付； 第二，传统处置藩属关系的那套做法失效了，必须接受对方的要求和做法。此正所谓“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化，一部分终于开始思变，比如意识到必须改变处理中外关系 的办法，也必须进一步改善满汉关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内部产生了真正改革的动力，所以才有 了后面的所谓“同治中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真正的转折点不在 1840 年，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 1860 年代。 认为 1860 年代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源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正是经过第二次鸦 片战争中外激烈的对抗以及双方高层的直接接触，清政府的对外策略才开始发生转变，此后中外 双方由对抗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其二，基于第一点，清政府不仅顺利消灭太平天国，而且开启 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局面。尽管笔者不同意“中兴”之说，但清政府此后的确进入了一个相 对稳定的时期，在一批想有所作为的满汉官员的努力下，又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 经历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之后，统治者终于认识到旧的教育、军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复杂的 时局。可以看到，清朝军事近代化的步伐最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清军就已经开始用近 代化武器装备自己，这也成为清军最后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 局等企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初步启动；同文馆的创设，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而随后的海军建设，也应视作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当时的每一点改革都非常困难。比如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就以旱灾为由，认为设立同文馆等举 措违逆天意，要求关闭同文馆。好在经过蒙难的慈禧太后比较坚决地支持洋务派，批评杨廷熙几 千言的奏折“甚属荒谬”，对相关从事洋务事业官员的攻击完全是“肆口诋诬，情尤可恶”。因 此，尽管清廷高层意见分歧极大，但这个时期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基本能够顺利通过并付诸实施。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其最有成效的部分之一，更是中国从完全 被动卷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总理衙门不仅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而且也是推 动清朝逐渐与世界接触、进入世界大家庭的关键环节，成为清王朝接触世界的最主要的窗口。正 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了总理衙门，清政府的对外交涉才开始步入正轨，开始真正学习 西方外交手段和策略。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到传统的对外策略已经失效，必须顺应欧美列强的新 策略。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他们既趋新又守旧，既改革又守祖规。这是清廷曾有希望但最终崩 溃的重要原因之一。1860 年代后期，清政府务实的外交政策以及相关的经济改革措施，很好地 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晚清所谓“中兴”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坚持下去。究其原因，如上文所说， 37 最重要的是统治阶层不能下决心走出孤立状态。结果仅有极少数人具有与世界接轨的意识，绝大 多数人固守固有文明，而拒绝与世界、与现代文明接轨。这使清政府在 1870 年代后期快速走向 保守，如清流党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对改革派大肆挞伐，后果极其严重，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中法 战败、甲午战败、辛丑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王朝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再次试图走出孤立， 实施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为时已晚。 维护清朝统治以保证在华利益 很多学者注意到，至 19 世纪中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尽管太平天国 最终失败，但以英法为主的列强却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或另立新君，或制造中国分裂，但列强 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列强认为，中国统一而非分裂，才符合它们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清政府，因此，利用它更容易实现对全中国的控制。尤为 重要的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逐渐学会了与列强“合作”，改变了以前那种“蛮 横”“欺诈”的做法。清政府在与列强的冲突中，不得不逐渐学习近代外交手段，逐渐改变传统 帝国的对外交往方式。可以看到，在晚清最后五十年，尽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屡有反复甚至倒退， 但总体来看，仍是逐渐走向近代化的。 “利益均沾”既是英、法、美等列强控制中国的共识，也是其在中国谋取长期商业利益的重 要手段。就此而论，列强不希望清王朝崩溃。清末海关是中外共管、双方得益的典型案例。外国 人接掌中国海关，起因是 1853 年小刀会使上海海关无法照常课税。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 清政府方面急需此项关税以应军需。列强方面，自 1842 年以来中西贸易逐渐扩大，由于语言、 文化方面的隔阂，外商感到诸多不便，也希望有所改革。从法律层面讲，《南京条约》曾规定英 国可以派遣海关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课。清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增加海关收 入不易；列强也很难直接插手清政府的政治体系，而海关总税务司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核心机构或 是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同意由外国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税收。事 实证明，此项举措不仅对列强与中国的贸易非常有利，而且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不可缺少 的一项重要收入。 清朝前中期主要有三个税源：田赋，每年约 3000 万两；盐税，每年约 500 万两；关税，每 年约 500 万两。至晚清时期，传统税种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如田税，清朝虽曾规定永不加赋，但 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做到，迫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赔款的压力，清政府开始逐渐提高田 赋，到 1911 年，田赋收入达 4800 多万两。盐税方面，清廷通过盐税抽厘和食盐加价的方式，也 大幅提升了盐税收入，1911 年这项收入高达 4600 多万两。关税收入在这个时期同样非常可观， 因为以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后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辟为通商口岸，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关税 收入自然增长也非常快，1911 年已经达到 4300 多万两。最关键的是，关税是清政府最容易支配 的收入，除了支付赔款和偿还借款外，关税在清政府洋务活动及宫廷开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 外，清代关税机构及作用的变化，也成为引领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 变的关键因素，甚至成为引领中国艰难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因素。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即清政府在列强压迫以及太平天国战乱后为什么得以存续？笔者认为 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1861 年咸丰皇帝死后，一个新的、迥异于此前的领导阶层产生，而这 个领导阶层“有能力重组朝廷”。这个新的领导阶层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炼后，逐渐认识 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重要性，开始改变或抛弃传统的对外策略。其次，正是基于第一点， 1860 年以后，中外关系有了根本改善，即清政府接受了列强尤其是英国武力胁迫下所要求的新 秩序，此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就转变为帮助清朝打败叛军，因此接着而来的是一个中英合作的时 代” 。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且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清政府劫后余生，部分 原因是因为其乐意且有能力满足外国势力在华的利益而得到了他们的扶持。尤其是在《北京条约》 签订后，英法等国与清政府完全结束了敌对状态。太平天国灭亡后，西方列强与清政府关系逐渐 38 升温，进入较为愉快的“合作时期”，在华的西方各国势力愿意协助中国推动战后由朝廷大员和 地方督抚所领导的自强运动。 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事实。 其一，在中西交往之初，至少从马戛尔尼使华开始，西方就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后来 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前提仍然是视中国为民族国家。马戛尔尼拒绝跪拜礼仪，不是 单纯因为担心降低自己的身份，而是认为他代表了英国，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他不可以代 表英国行跪拜礼；《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坚持驻使北京，是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近代外交 惯例。起初，列强不理解这个帝国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可是，现实世界客观上已经不允许古老帝 国以传统的方式存在了。在此过程中，列强一直认为，“中国接受这一事实并以现代主权国家的 身份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这与西方国家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其二，对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也需要更为客观冷静的分析。尤其是像蒲安臣、赫德这样的 人物，尽管他们是列强的代表，但其所作所为也需要客观看待。比如，威妥玛曾建议中国兴办铁 路、电报、采矿、学校等事业，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现。赫德更是如此，他曾向总理衙 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说帖，试图站在第三者立场论证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但总 理衙门开始时并不信任他，一年半后才转呈皇帝。 诺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存续和演变过程中，如果缺少外生力量的冲击，如果任由各社 会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自然生长和发育，则很可能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 入效应”而不断自我复制或“内卷”，尤其是那些囿于深厚传统和文化的社会，仅靠自身很难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或秩序之中。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可以用诺思的理论来解释，即中国近代 因素的发生受到外来因素的重要影响。但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和惰性过于强大，因此除器物层面， 思想、制度、传统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化非常困难。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所有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问题， 都可以从中国与全球的视角得到合理解释。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08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39